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张铭雨
【摘要】民国时期的清华生源地域分布广泛，是少数具有全国范围影响力的高校之一。其招生沿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09-1924）采用各省选派与公开招考结合的方式；第二阶段（1925-1937）为自主选拔阶段；第三阶段（1938-1948）中政府宏观调控是重要的制约因素。清华通才培养、自由包容的育人理念在各个招生阶段中均不同程度的体现。这种多元地理格局的形成，除制度性原因以外，早期清华学校学生的分省选拔是历史基础，广布的考点和广泛的来源中学是重要保障。
一
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不仅要有创造性地转化，也往往伴随着有消耗性地转换。传统的科举制度作为一种人才选拔机制，不仅讲求考试公平，同时也注重区域公平，长期演变中形成的科举配额制，成为协调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有效手段。到了民国时期，大学招生虽仍采用历史悠久的考试形式，但考试的理念、内容、录取方式等诸多方面，都充满着近代教育的气息，原本科举制度中注重区域公平的选拔特色和优点，几乎荡然无存，重建注重区域公平的精英选拔机制，则要等到1952年全国性高考制度的建立。从科举到高考，这中间经历了一个艰难、缓慢的转型过程，至少就生源地域公平而言，清华是这个过程中少有的特例。梁实秋回忆，“我不相信除了清华之外有任何一个学校其学生籍贯是如此的复杂。”[1]，民国时期清华各个阶段生源的籍贯和家庭住址的分布，较为平均地遍布全国各个省份。
民国的大学不仅在地域分布上极不平均，它们在质量和声望上也存在着水平的差异，有学者指出，以生源的地理分布为考察标准，民国的大学大致可以分为全国性高校、地区性高校和省级的高校三种类别。除清华、北大等几所屈指可数的全国性高校之外，大部分高校都只能吸引附近几个省的学生或者本省精英的后代。[2]与北大长期以来在高等教育界的卓然地位不同，清华在改为国立大学数年之内，即从一所“闻名遐迩但资质尚浅”的新兴大学一跃成为全国的旗舰高校。清华能够成功吸引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生源，除自身的声誉影响和教育水准之外，其完善、独特的招生制度也功不可没。从这个角度来看，清华在民国众多大学中是十分特殊的，若能够从史料中爬梳出清华在民国期间招生制度变迁的动因、过程和特征，探究清华生源范围能够拓展至全国各个省份的制度性原因，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大学招生制度的近代转型具有重要价值。限于篇幅，本文只探讨民国不同时段清华招生过程中报名、考试、录取、分发等环节的政策规定与实际运转，研究对象以清华留美预备部学生和大学部学生的正式招生为主，研究生以及各种专修科、师范科学生的招生与录取，以及转学、借读等特殊的招生形式，未来将作专文对比与讨论。
二
自1909年始，清华录取的前3批留美学生共计180人[3]，都是采取公开竞争的考试方法，并且录取后直接咨送赴美留学，学生籍贯多为江浙沿海地区。[4]清华学堂成立后，学制上分为中等科和高等科两种，全部学制共计8年，招生主要有各省咨送推荐和学校公开招考两种选拔方式。中等科的幼年生，主要为各省选拔咨送，年龄限制在11至13岁之间，各省的推荐选拔过程，大多通过考试依照成绩优劣排序推荐，之后由清华学校开展复试后录取。幼年生在中等科完成学业后，成绩合格者可以直接升入高等科就读。此种途径以外，高等科学生的来源，还有相当部分的插班生。这些插班生，往往通过公开招考的途径选拔。高等科插班生的招考，通常为每年一二月间在国内各大报纸刊登招生广告，学生可以根据当年的报考要求并结合自身学力，报考高等科的相应年级。之后，每年七月分别在上海、北京等处试场举行考试，报考与录取不作省籍的限制。历年高等科插班生的报名学生中，除了中学毕业生以外，还有相当比例的大学学生。据萧公权回忆，1918年与他同时报考高等科三年级的六七十名学生中，几乎全是各大学（包括南洋和圣约翰）一二年级的学生，而当年高等科三年级最终仅录取八名，其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5]高等科插班生的招生，也为之后清华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招考积累了相当的经验。
表1 历年中等科和高等科招取学生人数
三
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开始招收大学部学生。此后直到1937年抗战前，清华招生的各个环节呈现出文理兼顾、开放包容的特色，这与清华所倡导的通识教育理念密不可分。这段时间内，清华的学生虽全部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录取，不再进行分省配额，但清华生源的地域分布依然鲜明地呈现出全国性特征。（如图1所示）
与清华学校时期的高等科插班生招考类似，每年招考之前，清华会在全国各大报纸上发布招生简章，招生章程通常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学校招生人数及报考资格。第二部分是入学考试的科目、时间和地点。第三部分是报名须知,规定报考须履行的有关手续。第四部分是新生到校报到的有关注意事项。”[6] “凡在公立或曾经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曾经参加会考准予升学之男女学生”[7]经审查合格后都有资格报考清华。
这十余年间，招生考试的科目要求和考题设计，虽略有变动，但总体上提供了相当的选择性和自由度，考题中尤为注意选做题目的设计，为考生的稳定发挥预留了空间。[8]以1927年为例。投考清华的必考科目为国文、英文、历史地理、代数和平面几何；选考科目为物理、化学和生物，三者任选其一即可。[9]必考和选考科目的结合，既兼顾了文理，又有利于选拔专才。清华的招生选拔十分严格，考生之间竞争激烈，大部分年份淘汰率都在90%以上，这也从侧面反映清华在学生中间的声誉之隆。[10]季羡林回忆，全国到北平参加大学考试的学子，没有不报考清华大学的，“即使自知庸陋，也无不想侥幸一试。”[11]
图1 清华学生籍贯地理分布（1928-1937）
资料来源：清华档案馆馆藏档案：《国立清华大学二十至二十一年度学生名册》（档案号：1-4：5-12-001）、《民国二十一年度学生名册》（档案号：1-4：5-12-002）、《国立清华大学廿二至廿三年度学生名册》（档案号：1-4：5-13-001）、《国立清华大学二十三至二十四年度学生名册》（档案号：1-4：5-13-002）、《民国二十四年度在校学生名册》（档案号：1-4：5-14-001）、《民国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度：国立清华大学学生名录》（档案号：1-4：5-14-002）
就专业填报和录取分发而言，其相关的规定也与清华的通识教育理念密不可分。生录取后，可以在入学时任选一个院系。[12]第一学年，“文理法三院不分院系，工学院分院不分系”[13]，主要是修习通识课程，其中除工学院外，其他三个院系在一年级课程表通用。[14]第二学年开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重新选择修习的院系。当然，不同的院系对于学生资格也有严谨的规定与要求，学生也并非完全自由任意地选择专业。院系的要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年级所修习的课程和课程的分数。种院系分配的原则，既有利于学生发掘自身兴趣，选择适合的专业；也有助于院系选拔适合的可塑之才。
表2 抗战前清华大学历年招生人数统计（1925-1937）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推动建立统一招生制度，试图全面接管国立大学招考权，清华的招生自主权也受到了相当的削弱，通识教育的传统也不断遭到侵蚀和挑战，政府和学府之间在招生领域的冲突和互动变得更为频繁。
1938-1940年，西南联大的招生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教育部统一招生委员会几乎管控全部的招生环节，最为关键的学生的录取与分配权，也牢牢掌握在教育部的手中。然而，联大校方仍积极寻求招生自主权，在增加招生额数、保留自主学额等方面进行了积极争取。1941年起，随着全国统招的难以为继，西南联大的招生也进入了新的模式。其主要特点为教育部在招生数量、招生科类、考试科目、命题范围等方面进行宏观指导，而联大则保留了自主命题、确定录取和分发标准的招考权力，这种招生模式一直延续到1948年。
表3 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招生统计（1938-1948）
资料来源：方惠坚、张思敬主编：《清华大学志》，第221-222页；王学珍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三卷，第93页。
招生考试的科目设计也与抗战前发生较大变化，选拔人才的方式和标准日趋专门，投考科目被分为三组，分别对应文法类、理工类和医农类等不同类别的院系。在录取分发环节，录取以考试成绩为依据，院系分发则以志愿填报为准。在教育部的强力调控下，西南联大只得转变考前不填报志愿的传统，改为要求考生于考试之前即报考志愿。不过，教育部对招考、分发等环节的调控，客观上也对学生地理来源的广泛性具有积极影响。（1937年后清华学生来源地域分布如图2、图3和图4所示。）
图2 西南联大学生籍贯地理分布
图3 清华学生籍贯地理分布（1946-1948）
资料来源：民国清华学生来源量化数据库，该数据库基于清华档案馆藏民国时期学生学籍卡片档案。
四
根据清华大学招生政策和招考群体的变化，结合清华大学的发展阶段，可以将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招生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为1909-1924年，从招考第一批留美学生开始，直到停止招收留美高级部学生为止；第2阶段为1925-1937年，从清华学校招考第一批大学部学生开始，到清华大学在抗战前的最后一次招生，自主选拔、通识为本是该阶段的主要特征；第3阶段为1938-1948年，为政府宏观指导阶段，在这一时段，无论是参与教育部的全国统一招生，还是与其他高校联合招生或单独招生，都在招生数量、科类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教育部的宏观控制。
清华生源在地理上的多元分布格局，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清华学校的中等科的招生是由摊缴庚子赔款的各省选派，这与科举时代的“解额制”十分类似，因而其来源省份几乎遍布全国的主要地区，有力地拓展了清华在全国各省的声誉影响和生源基础。此外，从清华学校时期的高等科招生，到抗战前的大学部招生，清华一直注重在全国范围内拓展考点的分布。
表4 国立清华大学历年招考地点表（1925-1935）
资料来源：《历年本科应考人数及录取人数比较表》，《清华周刊》，1936年第44卷第11、12期。
抗战期间，迫于时局，西南联大的招考除了昆明的主要考区之外，还通过代招等种种形式，扩大学生的地域来源。如1945年，西南联大分别委托重庆区中央大学、成都区武汉大学、贵阳区浙江大学、兰州区西北师范学院、城固区西北大学、辰谿区湖南大学等其他考区代为招生。[16]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的招生继续广设考点，以1947年为例。考点除了北平以外，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南京、昆明、成都、沈阳等城市皆有安排[17]。清华的一开始就将招考范围定位为全国各地，同时通过考点设置等制度性安排，进一步强化了清华在全国各地的生源分布和学校影响。
其次，清华招生的来源中学较为广泛。民国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在地域分布上十分不均衡。国内不少顶尖大学的招生考试中，对于英文、数学等水平要求甚高，多从附属中学或少数“承认中学”中招生，无论大学的性质是国立、私立还是教立，概莫能外。例如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来源多为“圣约翰教育圈”中的几所附属中学或承认中学；[18]南开大学、交通大学则以南开中学或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为其主要的生源。[19]而清华则一直坚持不设立“承认中学”，坚持通过全国范围的考试来从中学选拔人才。以1925-1927年清华学校大学部的学生来源为例，三年中，通过统一招考录取的一年级新生总计345名，而他们分别来自于全国近300所中学，[20]这样就客观上促进了生源地理分布的多样性。
总之，清华在民国阶段的招生制度和招生实践，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等教育在地域公平方面的进步，尤其是内陆地区的教育发展；其招生过程中积累的相关经验，也为1952年高等院校全国统一招生的成功实现创造了基础和条件；同时对于当前高校招生在区域公平等方面的政策制定和具体实践，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注释：
[1] 梁实秋.清华八年[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38.
[2] [美]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文化（1919-1937）[M]冯夏根等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导言5.梁晨、李中清等.民国上海地区高校生源量化刍议[J].历史研究.2017（3）.
[3] 曹云祥.改良清华学校之办法[N].清华周刊十周年纪念增刊. 73-74.
[4]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M].北京：三联书店,2001.191.
[5] 萧公权.问学鉴往录[M].合肥：黄山书社，2008.8.
[6] 张亚群、刘毳.也谈大学破格招生：从钱钟书、吴晗、臧克家上大学说起[J].考试研究.2011(1).
[7]《本科教务通则》[A].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165 .
[8] 清华周刊.1936年第44卷第11、12期.
[9] 清华周刊.1927年第28卷第14期.
[10] 方惠坚、张思敬等.清华大学志[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219.
[11] 季羡林.清华园日记[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引言5.
[12] 本科教务通则[A].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164.
[13] 新人.论第一年不分院系[A].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M]. 237.
[14] 本科教务通则[A].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M].170.
[15]1937年为清华、北大联合招生，因抗战爆发，原计划的北平、上海两处招考工作无法进行，只有武昌考区如期招考61名新生。抗战两年中教务处工作概况[A].王学珍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三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3.
[16] 昆明区三十四年度招生[A].王学珍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三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93 .
[17]国立清华大学1947年度招考一年级学生简章.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四卷[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47.
[18] 徐以骅等.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02-106.
[19] [美]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文化（1919-1937）[M].63.
[20]清华三年来各校投考学生录取人数表.清华周刊第28卷第14号[J].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