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
摘要：民国时期著名社会学家陈达从1928年起探索全国人口普查方案，初步提出全国人口选样调查计划，中间经过抗战时期主持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时以云南人口调查为例的地方性实践加以深化，抗战胜利后至1950年初，他在与国民政府内政部人口局关于《第一次全国户口普查计划草案》的论争中不断呈现其最终成熟方案的部分内容。陈达的全国人口普查方案虽未能付诸实施，但学术价值依然突出，其中凸显出来的这位政策型社会学家的精神气质——国情意识与科学意识具有长久的价值。
一、引言
关于中国历史上人口数目与结构的基本事实，在上世纪50年代何炳棣的名著《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完成之前，始终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据统计，从清代中期至上世纪40年代末约200年间，各种关于中国总人口的估计至少有47种之多，其最大数字与最小数字的相差几乎相当于1938年欧洲人口的一半。[1]缺乏现代人口普查的中国，只能任由形形色色的，谁也不能完全说服谁的“人口估计”在各处流行。有不少学者将中国缺乏精确的人口统计视为国耻。有人说“人口统计如此的饥荒，真可说是中华民族整个的耻辱”[2]，也有人说“此种事实，于国家体面上甚有关系，只怪我们自己太不争气，从来还没有一个科学的全国人口调查。相差之数，虽经我国代表辩驳，未见能使人信服，假若是要来证明他们的错误，来使人家信服，我看非来举行全国人口调查不可。”[3]
事实上，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关于开展全国人口普查，社会学者的呼吁之声史不绝书，他们不仅发之于言论，而且在村庄、市镇、县域直到省城的各个层级都进行了人口调查方法的试验。这些调查研究的目的，基本上不在于调查一村一镇、一县一市人口本身，而是试图为他们企望中的全国人口普查积累经验。在这个社会学者群体之中，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陈达教授（1892-1975）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他的人口问题研究、人口调查实践以及对全国人口普查方案的探索均执当时之牛耳，无人能够与之匹敌。
从1928年秋开始，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陈达应内政部部长赵戴文之邀，出任国民政府统计司司长，主要职务即在于筹备全国人口普查。在此后的一年间，陈达研究我国以往的经验，审查当时的社会情形，并参酌外国的成规，“拟具计划，屡与内政部长书面讨论，并蒙批准，依照计划进行筹备”[4]，惜乎后来陈达不习惯官场生活回到清华任教，赵戴文亦挂冠而去，陈达拟具的方案未能付诸实行。1934年陈达出版的名著《人口问题》特别重视介绍和探讨世界各国的人口普查经验，并初步勾勒出包括中国人口选样调查的计划，这在当时其他人口问题研究著作中是比较少见的。[5]抗战时期，陈达主持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云南人口调查工作中取得重大进展，并以此赢得了国际性的学术声誉。1947年春赴美访问前不久，他总结云南人口调查工作主要经验和成果的名著《现代中国人口》在美国出版。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奥格朋教授在这本书的导言中不吝赞美之词，称陈达“确是中国人口研究最著名的权威”。[6]抗战胜利之后至1950年，陈达将云南人口调查的经验加以推广，不断完善他关于全国人口普查方案的探索，特别是在与国民政府内政部人口局《第一次全国户口普查计划草案》的论争过程中，他的方案得到更完善的呈现。抗战胜利后的5年是陈达全国人口普查方案最具体、最成熟的阶段。它构成民国时期人口调查史最后的一个环节，虽因他与政府部门的普查方案的分歧而未能付诸实施，但其深厚的学理根据却具有永久的学术价值。
二、陈达全国人口普查方案的初步提出和在地方实践中的深化
陈达1924年在清华学校讲授社会学原理一课时，特别重视人口问题，随着兴趣的日渐浓厚，1926年后遂将人口问题另立一课，“每年搜集材料，编印讲义；经几次修改，渐成系统”。1932年至1934年，陈达用两年时间把材料加以组织，写成了“大学丛书”中的《人口问题》一书。他之所以能够在1928年受内政部部长赵戴文之邀设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当与这一时期开设人口问题课程有关。而这段在政府部门的工作经历，促使他在研究人口问题时不仅仅注意到学理性的探讨，而且注意研究攸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人口普查问题仅为其一端而已。
陈达在1928至1929年内政部统计司任职期间起草的全国人口普查方案，主要内容曾在1934年出版的《人口问题》一书有所披露。在该书第五章的“我国的一个清查计划”一节，陈达从目的、清查方法、调查范围、调查机关、整理人口资料的方法、经费等6个方面介绍了这一计划的主要内容，言简意赅，缺乏详细的论证。他称自己的方案为“拣样调查”（后来亦称“选样调查”），即今日通称的“抽样调查”。他认为这种调查方法比较适合中国版图广大、财政支绌、人才缺乏的实际情况。选样的标准，一是依地理区域将全国划分为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等，二是依经济与社会的相似性，如产米区、产麦区、市镇、乡村等选取样本。调查范围先以一村、一市或一县为单位，较易操作。然后以已调查区域为根据，按上述两种标准估计未调查区域人口，将调查区域逐渐扩展，在不断的调查过程中训练有经验的调查员。在整理调查资料方法上，他根据中国经费短缺而人力丰富的实际状况，提出应借鉴和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相似的印度为榜样，以人工法（后称为条纸法）来整理资料，一则节省经费，二则选样调查范围较小，对于报告的出版期限不致拖延。
陈达早期方案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立足中国国情，不可照搬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成例，注意吸收印度等与中国国情相似的不发达国家的做法；第二，遵循现代人口调查程序，体现科学性。概括地说，即国情意识和科学意识缺一不可，他虽未就此详论，但其原则是灼然可见的。
清华大学在抗战爆发前的五六年里，曾经规划过一些适应国家需要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工作不是为了追求纯粹的学理探讨，而是希望能够以研究结果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需要，所以往往和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有所协作，当时统称为特种研究事业，因之成立的研究所统称为特种研究所。由陈达主持的国情普查研究所是清华大学五个特种研究所中唯一的有关社会科学的研究所，成立于1938年7月，虽时间上晚于其他特种研究所，但其旨趣是一样的，它的主要工作和成就是在云南人口普查方面。大致包括以下几项：（1）1939年3月至4月底在呈贡县进行人口普查，7月至12月整理材料，1940年8月油印出版调查报告《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7]（2）1939年10月1日起，在呈贡选出27个乡镇试办人事登记，以出生及死亡为登记项目；1940年2月起，将人事登记推广到呈贡全县，登记项目增加婚姻及迁徙；1940年冬，开始筹备人事登记的推广；1941年3月，与昆阳县政府商妥，推广人事登记于该县；呈贡县的人事登记工作记录时间最长，从1940年2月至1946年1月，整整6年，“这是我国从事研究人口问题中实地社区研究的稀有工作。特别对于人事登记制度的试验，事属空前的长期……”[8]，1946年油印出版调查报告《云南呈贡县昆阳县户籍及人事登记初步报告》[9]。（3）1942年1月19日，以昆明市昆明县昆阳县及晋宁县为户籍示范区，成立由内政部、云南省政府和清华大学共同组织的云南省环湖市县户籍示范实施委员会；3月1日至5月25日完成全部一市三县户口调查及设籍工作；6月1日至年终试办一市三县人事登记；1944年2月油印出版《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4）1944年7月27日至1945年1月14日，陈达写成英文著作《现代中国人口》），刊登于《美国社会学杂志》1946年7月号增刊，随后同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调查云南某几个市县的人口状况并不是试验研究的主要目的；国情普查研究所的用意在于，摸索出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教育程度低下的乡村社会如何进行人口普查。试验希望找到的方法，其主要原则遵循下列四点：（1）结果务求比较可靠，（2）经费务求比较节省，（3）时间务求比较经济，（4）手续务求比较简单。国情普查研究所经过多年在实践中的摸索，有两条经验特别宝贵：一是吸收文化程度较高的小学教师作为普查员，保甲系统仅仅做行政上的协助；二是在统计调查数据上采用印度通行的条纸法，虽费时较多但正确性较高，比较适用于当时中国人工费用较低的国情。
如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李培天在该书序言中所言：“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之主要意义，在以本届之经验为根据，使将来推行户政于他省区及全国时，有所参考。”[10]在梅贻琦的序言里说得更加明确：“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工作，目的不在普查本身，而在普查方法的研究，务求其简洁精当，省费可靠；研究而有得，就把所得的交给国家，供国家实行普查时的参考采择。”[11]作为国情普查研究所的调查主任，李景汉不仅指出该所试验普查方法的一面，而且明确指出举行全国性的国情普查是政府的职责。他说：“再说的清楚些，它是专门研究实验各种国情普查的方法技术，而它本身不是要举行全国的各种普查，它是着重找寻适当的方法，而不是着重材料的本身。至于举行普查而得到全国的大量材料，是政府的事情。”[12]将全国性的国情普查任务交给政府办，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也是中国当时上下能够达成的共识。[13]社会学者参与推动国情普查事业，积极试验各种方法技术，是为政府分劳之举。
抗战时期陈达主持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云南的人口调查活动，可以视为1928至1929年陈达全国人口普查方案的地方性实践，选择云南作为试验人口普查方法的基地并非偏爱于云南一地，只是取其地利而已，其目标指向仍然为当时社会学者所念念不忘的全国人口普查。云南经验所提示的若干具体方法比早期的方案具体得多、明晰得多。这也是抗战后至1950年陈达能够在理论上探讨全国人口调查方案的实证根据，他对内政部人口局《第一次全国户口普查计划草案》的批评，很大程度援引的就是云南经验。
三、陈达对内政部人口局劝谏未果
1946年夏，西南联大结束，陈达随清华大学复员北平。不久，他在北平地方的国民党背景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认为抗战期间县的人口普查有所增加，国民政府主计处与四川省政府合办的四川三县人口普查，及内政部、云南省政府与清华大学合办的云南环湖市县的户籍示范都取得了相当成绩；但即以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后者而言，所调查的城市也只是一个不及20万人口的“小市”（昆明市），他期待着战后能够在人口规模更大的“大市”开展人口普查，由“大市”推展到省级人口普查，建立稳固的基础之后再举行全国人口普查。他不是不愿意马上举行全国人口普查，而是认为后者应循序渐进，建立在科学、有序的基础之上。他对于1941年全国主计会议提出的全国人口普查计划表（1941年起各县试办，1943年起各省试办；1947年全国试办）之毫无准备工作“不胜感痛”。[14]
此时让陈达感到欣慰的是“统一户政机构”的呼吁终于开花结果了。1946年1月行政院颁布了第二次修正的《户籍法》，1947年3月公布《户口普查法》，为内政部有关部门规划并实施全国性的户口普查提供了法律依据。在组织机构上，将内政部户政司改组为人口局，继续负责全国人口调查、人口登记及人口政策等项事务。陈达早在1941年修正《户籍法施行细则》公布之时，即主张改变人口普查由主计处统计局负责、人事登记由内政部负责的局面，在他看来人口普查注重人口静态数据，人事登记注重人口动态数据，均属全国人口普查的具体内容，理应由一个机构统一办理，是为“统一户政机构”。1944年2月，在《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的第九章“建议”中，陈达和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同仁即提出将户口普查、户籍登记和人事登记三个方面由同一个机关办理。[15]1945年4月，他借参加社会部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会议之便，正式提出了这个建议。[16]
1947年3月，内政部人口局既然成立了，马上就要兑现1941年全国主计会议提出的全国人口普查计划表的最后一步，虽然前面的县级省级试办工作几乎没有多少进展，但全国人口普查在1947年却提上议事日程了。
全国户口普查早在1945年3月内政部户政司从主计处接管户口普查业务不久就列入了五年计划之中。当时计划在各省市县局户口调查工作办理确实后就着手筹备办理全国户口普查，1949年开始筹备经费，1950年计划实施，“户口查记资料之整理，暂用条纸法，由各县市局集中办理，以免分歧，战后于情势许可时，应尽量采用机器整理法，以期节省费用，增进效率”。[17]1947年7月《第一次全国户口普查计划草案》竣稿。鉴于户口普查属于“要政”，人口局又是首次办理如此重大的任务，所以将第一修正草案印送国内人口统计专家20余人征询意见。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人口研究专家，陈达自然被列在这个名单之中。1947年3月至9月，陈达在美国访问，重点就在完善自己早年提出的全国人口普查方案。1947年4月初，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关于远东文化与社会的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国全国首次人口选样计划：关于方法及意义的探讨》一经提出，就“颇引起专家的注意”，《纽约时报》并选载论文的主要观点予以报道。[18]
1947年8月29日，内政部人口局局长包惠僧致函在美国访问的主计处统计局局长、统计学者朱君毅，谈及1个多月前拟定的《第一次全国户口普查计划草案》，并请他转交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美国人口普查局以及在美国访问的陈达教授。朱君毅将“草案”中文稿及译成英文的要点，分送上述三处，并于9月18日回函，谈了自己和陈达等学者讨论的结果。朱君毅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专家以及中国学者陈达等人讨论的结果，都认为中国应该借鉴美国1940年普查以前曾采取过的抽样方法。从美国经验来看，抽样结果和普查结果只有2%的出入，精确度相当高，且可以大大节省人才经费；美国人口不及中国人口1/3，而且办理普查经验非常丰富，使用机器整理材料，即便如此还需要3年的准备时间；以中国的情况而言，应当以1948年、1949年举办抽样调查，从其结果再来看应否在1950年举办普查。9月11日晚上8点至11点，朱君毅和陈达、刘大钧、金国宝等中国学者，在美国人口普查局专家汉森（Mr.Hansen）家里讨论中国举办人口调查一事，在场的还有汉森等3位人口专家以及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奥格朋（W.F.Ogburn[19]）等人。大家讨论的结果，达成以下四点共识：（1）中国户口普查应该先用抽样方法；（2）包惠僧局长应设法到美国参观三个月，对人事、方法和机械均可明瞭；（3）内政部应派一二名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到美国人口普查局实习半年，包惠僧访美时亦可襄助一切；（4）办理抽样调查时，中国政府可聘请一位美国人口普查局专家来中国设计督导，并襄助包惠僧局长。信末，朱君毅还告知陈达回国的行程安排（9月19日离华盛顿，25日飞香港，随即转赴北平），请包惠僧致函陈达或请其到南京详谈。[20]
朱君毅是陈达在清华学校求学时期的同班同学，他给包惠僧局长的信函，传递的既是9月11日晚上中美学者聚会时达成的共识，但换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陈达意见的一种间接的表示。
包惠僧在回复朱君毅的信函中说：“抽样调查之理论，年来确有进步，各学术研究机关采用本法，获得资料，以供分析研究，自有价值，但本部系政府机关，如采抽样法办理全国户口普查，则其结果仍未能获得全国人口精确数字，似不无考虑之处。弟意兹事体大，拟俟吾兄返国后，再详商决定。”[21]
10月29日，陈达已在国内，这时才写了一封信回复包惠僧8月29日和9月20日的两封信函。他的部分意见，其实已经由朱君毅在致包惠僧的信函里得到表达了，这次回信是从他个人的角度谈的。当然，包惠僧早已知道陈达会有这种抽样调查的看法。陈达在信中表示：“关于贵局全国人口普查计划，弟亦原则赞同，惟对于实现该项计划，在短期间内，当有种种困难，为贯彻前述主张起见，弟于最近一年间特别注重人口选样调查工作，此次赴美讲学时，曾拟草案，并经人口学者及美国人口局专家的批评与修正，经过若干月及若干专家的研究，佥认为或可在我国试办，以期于短期内逐渐实现全国人口普查。先生如对于愚见感觉兴趣而贵局愿担任旅费，弟或可至南京一行，以资详谈。”[22]
包惠僧对陈达的意见并不感兴趣，他说：“关于全国户口普查计划，前经广征专家意见，惟抽样普查与全面普查一节，见仁见智，迄未一致。窃意学术团体采用抽样资料，当足供研究。但行政务重实际，抽样似感不足，如何克臻完善，犹待缜密考虑。尊意已交主管人员重加研议，至于大著人口选样调查草案，拟请惠检一份，俾资参考。” [23]看来，他一方面重申给朱君毅信函中的意见，一方面客气地回复已将陈达的意见交给主管人员研究了。
陈达收到包惠僧的回复，觉得“草案”在最后决议通过之前，还可以努力说服包惠僧，所以11月23日再次写信，说明最近举办全国人口普查不可能，因为治安、经费和人才都存在不可克服的障碍，并再次阐述选样调查之优长。说到自己的方案时，他说：“弟原拟关于选样普查，经人口学专家及人口局专家数次讨论与修正，在技术与其他方面已有不少进步，惜弟仅有一份，近来正在打字，俟完成后，当邮奉一份请教。贵局的最后决议，是否全国普查请示知为荷。”[24]
包惠僧在收到陈达的回复后，肯定地说明第一次全国户口普查是一定要办的，“已为不争之议”，同时对于陈达提出的治安、经费、人才三点困难做了一一答复，“窃念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预定于民国三十九年十月举行。两年后国内当趋安定，治安当无问题，事先计划尤应以全面普查为鹄的，万一届时难臻理想，就安全区举办，似亦较选样为普遍。以言人才，本部统计先后训练户政专业人员，已逾三十万人，今后继续施训，似亦不虞匮乏。至于经济，目前国家财力自难负担，今后经济能否改善，暂不具论。即令财力所限，为竟事功，似亦可酌减调查项目，以事撙节。盖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其分布密度，又相悬殊，似未可与素有成规、兼有高度技术之美国等量齐观。”[25]
1947年12月，《第一次全国户口普查计划草案》经过三次修正后得到的版本上呈行政院审议。1948年1月21日，行政院将“草案”提交第15次临时院会讨论，决议：“交内政部及秘书处约集有关部会及专家审查，由内政部长召集。”随即内政部张厉生部长邀请财政、地政、社会，农林、交通，教育各部及主计处代表与专家，在行政院会议室开会审查。审查意见对“草案”基本认可，认为“大体可行，由审查会对原拟草案拟具修正意见，交内政部参酌办理，仍请国内专家继续提供意见，并交内政部研究参考”。修正意见最重要的有两点：（1）如觉时间仓促，似可顺延一年，改于1951年举办；（2）对于有人提议的将人口普查与农业普查同时办理，审查意见认为同时办理利弊互见，是否同时举办应由行政院决定，如不能同时办理，则可将农业普查重要事项，择二三项附带调查。
1948年3月9日的行政院第46次院会决议：（1）全国人口普查定为1951年举办；（2）计划通过；（3）农业普查与人口普查，是否同时举办，另行研究。
至此，“草案”在行政程序上已大获全胜，剩下的只是对原计划的少数细节做出修正就可以呈准备案，正式公布了。[26]
1948年5月出版的《户政导报》第4期发表了人口局包惠僧局长关于筹办全国户口普查的“答客问”。在这篇自问自答的短文里，包惠僧对于当时人普遍关注的主要问题都做了解答。其中不少问题与陈达的质疑和选样调查方案有关。如第三问“有人建议以选样调查代替全国普查，尊意以为何如？”包惠僧就详细地予以否定性的回答。[27]
包惠僧对于举办全国户口普查信心极为坚定，他认为“假定剿匪军事及财政状况之发展，不能如理想时”，户口普查仍要坚持进行下去，只是在方法上需要做出一些调整而已：“政令所能到达区域，仍办普查，此等区域均已办理户籍登记，每年须复查或校核一次，普查年份，即无须复查或校核，原定经费，移办普查，不足之数，由国库补助之，统计经费仍由国库支出，分年摊拨。如此则普查经费可缩减大半，国库纵甚困难，亦可筹拨也。至于匪区部分，则可以精密之估计代替之。一面依据历年资料，一面利用安全区域普查材料，作科学的选样，用以推算匪区人口，不失为估计之一种方法。”[28]他的意思是在各省县市原已办理户籍登记的基础上加以复查或校核，对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则以“精密之估计代替之”。人口局的方案经过长久的酝酿和广泛的讨论，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提出了应对预案，也可以说是有头有尾，自成体系，只是这一方案和陈达所设想的选样调查方案几乎完全格格不入了。
从中国近代人口调查的脉络来分析陈达和包惠僧的分歧，可以发现，陈达基本上是沿着社会学者所致力的局部性人口调查的路线发展的，而包惠僧虽然吸收了此前若干局部性人口调查的经验，但其基本路径是依靠政府行政系统自上而下的直接推动。陈达的全国人口选样调查计划，主要新意在于根据地理地势及社会经济条件将全国各区域分为若干层，在层内则遵循任意抽样的原则，若被选中的某市县存在调查困难，完全可以在同一层另选一个加以替代。这种分层抽样的办法保证了调查的规范性和准确性，又考虑到当时全国人才、财力困窘的客观现实。包惠僧主持的全国人口普查计划，仰赖于中央高层的大力支持，他认为在人才、经费、治安等方面虽然会遇到很多困难，但都能迎刃而解。
四、陈达公开批评《第一次全国户口普查计划草案》并提出自己的最终方案
收到1947年12月3日包惠僧的信后，陈达也许会感到有几分失望吧，体制内的信函劝说肯定不再会有什么效果了。陈达就开始撰文公开发表，对《第一次全国户口普查计划草案》的反对意见，将自己精心构思出来的全国人口选样调查方案，都一一和盘托出。
1948年1月6日，天津《大公报》、北平《华北日报》等报登出陈达的《论举行全国人口普查的困难》一文，此文是胡适主持的独立时论社发往全国多家报纸的时论文章，尔后还在其他报纸上继续刊登，影响面甚大。[29]此文分工作人员的训练、经费、治安等三个方面缕述此时举行全国人口普查所面临的不可克服的障碍，明确表示：“因此我对于人口局的成立，非常欣悦；对于该局的将来，抱有极深远的期望。但对于短期内举行全国人口普查一事，认为时期太早，困难太多。我们对于此事，毫无把握，认为不宜轻易尝试。”[30]
1948年1月10日，《世纪评论》和《观察》在同一天刊发陈达的两篇不同的文章，分别是《我国人口普查应走之路》和《人口普查与技术人才》，但谈的都是有关全国人口普查如何进行的事情，只是角度有所不同而已。
在《我国人口普查应走之路》一文里，陈达把上述自己对十余年来国内小规模现代式人口调查的选样方法的不足、新拟定的选样原则以及前后两个选样方案都写出来了。对人口局一定要在1950年举办的全国人口普查和他所精心构思的全国人口选样调查，他也做了全面的可行性比较。他认为，全国人口普查难以实现的理由主要有技术人员短缺、经费短缺及时局不靖三点；相应地，全国人口选样调查计划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的理由也是三点：（1）选样调查需要训练的人才要少得多，容易训练成功；（2）选样调查需要的经费要少得多，容易筹措成功；（3）选样的县市或区如果处在战区或解放区，可以重新选择其他性质相似的地方来替代，效果是一样的。再退一步考虑，如果这100个县10个城市和4个少数民族区的选样计划难以实施的话，可以无妨将计划分四期执行，每一期选25个县2个或3个城市和1个少数民族区。这种富于伸缩性的计划，可以有效地应对人才经费与时局的困难。从实施效果而言，这种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的全国人口选样调查计划比较容易出成绩，也可以训练人才、积累经验，为未来的全国人口普查准备条件。从准确性而言，陈达认为，科学的选样调查与很精密的全面普查结果很相近；不精密的全面普查，其成绩可以不如科学的选样调查。[31]
《人口普查与技术人才》一文是接着《我国人口普查应走之路》写的，但讨论的问题只限于人口普查需要什么样的技术人才这一个方面。他明确指出，“我们知道现代式的人口普查，实是含有技术性的工作，不是一般的公务人员可以担任的。我国以往的缺点，在不拿人口普查，当作一种技术工作，所以各级工作人员，俱由普通的公务员抽调负责。上层人员与基层人员俱非由技术人员来参加，以致结果往往是不可靠的。自今以后，为要提高人口资料的准确性起见，关于人口普查必需要从训练技术人才开始。”[32]这篇文章的批评意味更为浓厚。他甚至直接说到了这次人口局拟定“草案”中的若干条文。如问题中有“在本县居住是否满六个月”这种不是“最基本”的问题。又如第27条允许“各省因地制宜，得视察实际需要，酌加项目”，陈达的批评是：允许各省随意增加问题，将来如何编制全国一致的统计表？以前各省区自拟表格，犯了各自为政的毛病，现在居然由人口局明文规定，授权各省增加问题表内的调查项目，以增加统计的紊乱程度。
差不多和陈达上述两文写作的同时，1947年12月14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员、前国情普查研究所研究人员周荣德也写了一篇《我国人口普查计划的商榷》。[33]他也是从人才和经费两个方面着眼，认为即便到了1950年时国内政局已经稳定，“草案”所拟的办法在人才和经费两方面，都还是困难重重。
1948年3月，在行政院通过人口局的全国人口普查计划之时，由陈达领衔，赵人儁、吴泽霖、吴景超、戴世光、张印堂、王成组、韩德章、苏汝江、周荣德等联署的《我们对于政府举办全国户口调查的意见》一文，从技术和经费两个方面批评了《第一次全国户口普查计划草案》的不可行性，通过独立时论社的渠道在全国主要报纸上发表。台湾《和平日报》3月16日刊发时，编者特意注明：本文作者，均为清华大学教授，他们为文时行政院尚未通过人口普查计划。特代声明。他们提出：“我们建议于最近三年内举行全国性的选样户口普查，暂以一百县十市四少数民族区为范围，以求得全国及各主要区域的人口特性，并采用各级自治人员呈报汇计办法以求得全国及各省、市、县的人口总数，来代替人口局的计划。” [34]
10位署名者之中，4位是前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同事，显然饱含着国情普查研究所抗战时期人口调查研究的经验。从10位大学教授或教员联名发表的这篇文章的内容来看，基本上是陈达主张的进一步细化，同时答复了一些人口局和其他学者提出的问题。如人口局局长包惠僧和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百思提出过，选样调查方案只能了解人口特性，不能获得全国人口的精确数字。[35]“意见”提出的办法是由各级自治人员呈报累计办法即可求得全国及各省、市、县的人口总数，此事较简而获取人口特性资料较难。
1948年7月，一年一度的暑假来临，大学毕业生却因时局的动荡，很多人陷入失业的苦闷。这时，和陈达比较接近的8位清华大学教授（其中有社会学者潘光旦、吴景超和经济学者戴世光），参照《我们对于政府举办全国户口调查的意见》的主要意见，发出让大学毕业生参加大规模选样人口调查的倡议。他们认为，对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加以训练，是选样调查全国人口的最合适的人选，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结果：一方面解决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另一方面取得关于人口的可靠统计，“政府如果能动员几百万人去打仗，为什么不能动员几万人去作有意义的基本调查工作？”[36]
从10位学者联名的《我们对于政府举办全国户口调查的意见》到8位学者联名的《一个解决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的具体建议》来看，尽管有一些学者（包括社会学者在内）支持内政部人口局拟定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计划草案”，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同样包括社会学者在内）不同意这个官方的计划。后者的核心人物无疑是社会学者陈达，只有他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反对意见，又从正面提出了选样人口调查的替代性方案。这种主张，甚至在官方人士中也有同情与支持者，比如主计处统计局局长朱君毅就和陈达观点相当一致。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内政部《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计划草案》在具体的做法上可能借鉴了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某些工作经验，但差异也是相当明显的。并不是如有些学者讨论普查所时所说的，“其普查方法为国民政府制定195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提供了范本”[37]，仅有普查日和整理统计两个方面不一致[38]。“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计划草案”如果真的基本按照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技术标准和程序去做的话，那么，陈达等学者也就不必再否定“草案”的可行性了。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陈达等大多数社会学者留在中国大陆。几代中国人期盼的全国性的人口调查终将来临，在短期内究竟是采取全国人口普查计划还是采取全国人口选样调查计划？在1949年恐怕一时还不能提上议事日程。全国人口选样调查计划主要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敏感性，新旧政权都需要精确的总人口数据和人口性质的数据。陈达酝酿已久的全国人口选样调查计划在此时还是有发表的可能的。就这样，陈达在1950年新年那天的《观察》周刊上发表了他的《全国人口选样调查的计划》一文。[39]这篇文章从选样调查的性质、选样的程序、选样举例和选样的手续等四个方面，详细地阐述了他的整个计划。全文写得很细致，从调查所需的各级人才（高级指挥员、监察员、普查员、联络员和统计员）的数目，说到市县少数民族区域各自需要经费的估算；从市县少数民族区域各自选样依据的基本原则，说到作者自己1947年在美国依据国会图书馆的中国人口资料所做的河北山西河南三省如何选出16县的具体方案，最后说到分层随机选样的基本做法。全文所表达的，不是一种带有某种倾向性的观点，而是依据大量详实资料经过多年细致研究做出的成熟方案。
为了这个成熟的人口选样调查方案，陈达从1928年秋就开始探索，中间经过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各种调查研究工作的实践经验积累，以及1947年和美国人口普查局专家的长期讨论，到1949年底已经历经了20多个春秋。完全可以说，这个方案是他一生中国人口调查计划的最后结晶。
六、结论
《第一次全国户口普查计划草案》的出台乃是对外和对内多种因素造成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据时任主计处统计局副局长的赵章黼所论，在对外方面，它因应了抗战胜利后中国一跃而为世界“五强”之一的形象塑造需求。全世界仅有少数国家未能举行户口普查，以中国人口总量之巨，几占世界未普查人口的90%以上，“倘我国能举行普查，则世界人口的确数，将不难获得，且我国目前已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如人口仍无确数，实无以自立于强国之林”。[40] 赵章黼还认为全国户口普查在对内方面有十大效用。[41]
正是由于国民政府对于全国人口普查对内对外两方面的作用抱着如此巨大的期待，所以他们才顾不上人力物力的困窘，决心不惜代价地坚决推动这次全国人口普查付诸实施。人才不足以加紧训练补足，经费不足以分年拨付解决，“匪乱”未平先是期待早日平定，继而变通普查办法也要执行到底。甚至在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上，人口局力主采用效率高而费用高的机器法而舍弃陈达等人青睐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实行的费用较低的条纸法。无奈，国共内战的扩大使得国家整个局面变得实在无法收拾，全国人口普查计划就只能付诸流水了。
与政府方面追求的高大形象相比，陈达的选样调查方案更能切合中国复员广大、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状况。但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历史命运，——两种方案都未能付诸实施。
人口局的全国户口普查方案未能实现，那是由于当时缺乏实施这一计划的客观条件；陈达的全国人口选样调查方案未能被政府采纳，那是由于他与当政者思路的错位。回顾陈达与人口局关于全国人口调查的这段分歧和争论的历史，理解他的坚持和诉求背后凸显的精神气质——国情意识和科学意识，可以使我们对老一代社会科学家的精神追求增加新的理解。
（注释略；原文刊发于《江汉论坛》201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