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 刘 猛
摘要：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教授萧公权并未随校南迁，而是只身赴川就任四川大学庚款讲座教授。事实上，萧公权赴四川大学任教，并非辞去清华大学教授职务，而系通过向清华请假的方式。此后，他因种种原因不能返校，波折不断，终至辞职，也导致他八年后不愿再北返清华任教。这其中的原因，有时代原因，有个人原因，也有学术背景方面的因素。通过萧公权南渡北归的个案，折射出大时代洪流中学者的命运，值得深思。
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先迁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再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学校教职员纷纷随校南下，在中国近代最艰难的岁月里弦歌不辍，谱写了一曲绚烂的美妙华章。但是患难之际，各人有各人的打算，不可能所有人步调一致；面对清华大学南迁湖南，教员萧公权挑选了另一条道路。
一、南渡选择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清华大学决定南迁长沙。萧公权认为，“长沙自古是兵战必争之地。日本侵华，其目的恐怕不只在占据沿海各省，而有深入内地的企图。万一不幸，长沙撤守，学校不免再度播迁，损失必更重大。似乎可以考虑迁往成都。远在西边，敌人不易攻达。四川人士向来看重文人，当地的军阀也非例外。”但清华已于早前几年时局紧张时即在湖南谋划布局，建造校舍，此次迁校长沙实乃必然之举。同事浦薛凤认为日军侵华以江南或南京为最后目标，萧公权认为不甚可能。面对清华迁往长沙的定局，萧公权没有随校南迁，他在《问学谏往录》里这样说：
我本有下年度申请休假，出国观光的打算。现在局势如此，只好作为罢论。中英庚款董事会有一个充实内地高等教育的计划。杭立武先生曾约我去成都，在国立四川大学担任“中英庚款讲座教授”。我本来有点踌躇，现在我决意应聘。不敢说对川大有何贡献，但藉此避寇，并得一个旧地重游的机会，于我个人却有许多方便。
七七事变后，萧公权偕全家避居北京城内，三个月后辗转南下，在青岛与家人分别，西行去往四川。他十二月下旬到达重庆，停留旧居之地几月，次年二三月间抵达成都，在四川大学重执教鞭。
萧先生的晚年回忆《问学谏往录》对此经过叙述并不详尽，给人两个印象：第一，他已经从清华辞职，赴川大任教；第二，赴川大任教是他的私人行为。其实都不然。萧公权赴四川大学任教，系经教育部选送支援远边大学计划。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37年9月8日致函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其中说：
本部据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第三二九八号公函内略开：
“查国内战区各大学教授，人数甚多，而临时大学仅有两所，将来合班上课，原聘教授必有多余。本会拟与贵部会商，选送一部分教授，分赴远边大学如云南、广西、四川等大学担任教席。暂以一年为期，薪俸拟仍照在各大学原额支给，另致送来往川资若干。如此则战区各大学教授既可有充分服务之机会，而云南等三省大学，又可得优良教授，一举两得，谅荷赞同。除由本会分函云南等省各大学，征询意见及实际需要外，相应函达，即请转嘱长沙、西安两临时大学负责人，查明可以选送至云南等省教授姓名略历过会。至一切办法当由本会杭总干事另行商洽。”等由。奉部长嘱：“应即函知西安、长沙两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查明可以选送至云南、广西、四川等省教授姓名略历，径行送达该会，再行商洽办法。”等因；奉此，相应函达查照。
其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公布的拟予补助边省大学教授之学程及拟于接洽延聘之教授名单中，分云南大学、四川大学、广西大学三校，其中四川大学项下为“政治学：一人，拟延聘萧公权（清华大学教授）。”四川大学为此事还曾致函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云“关于吴大猷、萧公权、赵人亻隽、张洪沅四教授薪额及折扣问题，亟待订定”，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于1938年2月致函长沙临时大学，请求查示“各教授前在贵校任教时所支原薪数额及折扣办法，俾资参酌”；临时大学常委梅贻琦批示“查各原校薪额及临大折扣办法再复”。
在此之前，萧公权可能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接洽过并约定赴川大任教，但这个事项的具体运作是通过教育部和长沙临时大学来完成的。萧公权滞留北平尚未南下时，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岱孙“电示中英庚款借教四川大学，以一年为期”，萧氏“以其待遇尚优，足以稍纾私人困难，且在母校适值休假，暂时告假似不至影响教务，故经考虑之后决意就聘”，他于是西行，以旅途不便行李困顿，1937年11月间在汉口寄函陈岱孙和浦薛凤，托他们代办请假事务。陈岱孙与浦薛凤商量认为应由萧公权亲自致函，于是复信到汉口，信到汉口之际，萧公权已经入川，信函转至四川，回信寄到长沙时，浦薛凤已经离开长沙，这一辗一转，耽搁数月，迟至1938年三四月间，浦薛凤才将萧公权的亲笔信函转呈清华校长梅贻琦，内中萧氏叙述缘由，请求请假一年，得到梅贻琦校长的准许。可见，萧公权赴四川大学担任“中英庚款讲座教授”，系以向清华大学请假一年的方式来实现的，他应该在1939年夏秋间返清华大学任教。庚款讲座教授的聘期本是一年，但萧公权事实上就聘两年，向清华请假两年；大抵是因为各校内迁，路途耽搁，耽误了上课时间，他到校之际已然迟了半年，不满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规定的一年服务期，于是延聘一年。这两年，他的薪水由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担负。
1938年10月，清华大学第十九次校务会议议决，“本校教授除前由校允中英庚款会借聘各教授本学年仍作继续请假外，凡本学年开学时未能来校服务者，均应照六月十七日第十五次校务会议议决案作聘约暂行解除”，给予了“中英庚款讲座教授”特殊例外的待遇。这也可以看出清华大学对于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选送教授支援边远大学事项还是相当支持的。
1939年夏间，清华大学致信萧公权，盼望其返校任教，萧公权复函曰“拟于本年度辞去英庚款会与四川大学之聘，即向本校销假，并请改为国内研究”，请求休假一年，清华大学9月5日函复“自应即照尊拟办理，本年度准予休假研究，俾得整理大著，下年度起照章应请回校授课”。 1939年10月，梅贻琦手示会计科，“萧公权休假研究，薪照原数，自八月起发付”。11月间，萧公权与清华大学秘书处函件往来，商议发薪办法，并被通知按每月三十元逐月扣除他之前所领的出国川资。
1940年夏萧公权即将休假结束，应于这年的夏秋间返校，但他因事不能，6月底致函清华大学：
月涵校长钧鉴：敬启者。去岁秋初，承破格给与休假之待遇，雅度宽容，曷胜钦感。一年之期，瞬已将满，按照服务规则，自应于下学年度回校任教，惟是一年以来情形多所变动，私人困难有增无减，凡此诸端，均非始见所及，勉强趋赴，窒碍殊多，因此特函奉恳，俯鉴下怀，准与辞去教授职务，情非获已至希亮照。再者，公权既未能履行规定之义务，自不应享受休假研究之待遇，究应如何办理手续，并希裁定赐示，以便遵行。前欠出国旅费，除已扣还一部分外，余数多少亦请饬会计科核算示知，俾早日筹措清偿也。曩者滥竽清华，历时五载，先后多蒙指导包容，盛意难酬，惟当永铭衷曲耳，耑此敬颂
道安
萧公权 谨启
六月二十九日
萧公权不去昆明，概有原因。当时他只身返沪，刚将家眷接至成都不久，一家团聚，不愿再度播迁。且因时局关系，也让他不愿奔赴昆明，他对战局不抱乐观，大概已经预测到昆明的危险处境。抗战爆发之初，他即主张迁校成都，不久长沙果然失守。其后三校再迁昆明，“因为有滇越与滇缅两条路可以通到国外，图书仪器容易运进来”，哪知道不久日军冀图越南（安南），昆明遭受轰炸，几成前方，1940年7月之际，教育部电西南联合大学，“安南现为我国通海惟一交通，暴敌时思占领，昆明毗连越境，威胁堪虞”，时局变化不定，西南联大宜做迁徙之准备。西南联大并派叶企孙、周炳琳、杨石先赴川勘察校舍，以备迁川之用；并决定设立澄江分校，将一年级移往澄江上课。9月，教育部先期下拨迁移费三十四万元，电令西南联大即作迁移准备，并派员赴滇商洽迁校情形；西南联大常委会组织迁校委员会，决定按照理学院、工学院、文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的次序向川西、川南逐步迁移，10月底开始计划向晋宁、澄江疏散，并最终在叙永设立分校，将大学一年级及先修班学生迁往叙永上课。时局紧张如此，萧公权不愿意迁来迁去，费尽周折。
校长梅贻琦收到此信后，批示送法学院院长陈岱孙、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阅看。7月10日，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致函清华校长梅贻琦：
月涵校长先生道席：敬启者，政治学系教授萧公权先生于芦沟桥事变后即未到校。去夏学校因盼其回校，乃从宽办理，给以休假权利，冀其能于休假后回校服务。萧先生当时亦曾来函声明，谓休假后一定回校，绝不食言。不意日前忽接萧先生来函谓，近又决定下年不回校，并辞去聘约。至于所受休假权利一层，则仅谓所领薪金如学校认为应当退还，彼亦可照办。奚若认为萧先生此举其不当处有二：第一，不应于在特殊情形下享受休假权利之后，竟不回校。第二，若不回校，自应自动归还假期中所领薪金，不应存丝毫希图规避之心。惟事实既已如此，学校自应索还所领薪金，以维校章，而杜效尤。倘万一萧先生于接到学校此种通告后，藉口事实上无此能力而图规避，则请在奚若薪金内每月扣还百元，以至扣清为止。奚若虽非富有，然为明责任、维校章，不能不如此办理也。再，此种建议全出至诚，绝非虚伪形式，如不幸萧先生果不肯还或不能还，则只有如此办理，绝不宜有任何客气之处。盖萧先生之所以竟然不肯回校者，完全出于计较个人小利，而吾人为维护学校计，应绝对出以大公，不应计较私人利害也。情出至诚，尚祈鉴核办理为幸。余不一一即颂
教祺
张奚若 七月十日
信的后面还附了一张催款帐单，自1939年8月至1940年7月的总计一年薪金3917.75元（其中自1939年8月至12月每月薪金295元，自1940年1月至7月每月薪金330元，1939年8月至12月研究补助费共132.75元）请退还；出国旅费及月费已扣还330元（国币）下余亦请退还。这个账单显示，在1939到1940学年度的一年里清华大学支付了萧公权全薪。
大概是萧公权不返校服务让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大为光火，他过度解读了萧公权的意思，萧氏信中并未“仅谓所领薪金如学校认为应当退还，彼亦可照办”，萧氏已经提出“既未能履行规定之义务，自不应享受休假研究之待遇，究应如何办理手续，并希裁定赐示，以便遵行”。此事于公事公办的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来说，所争的不过是领受学校薪俸者必有返校服务义务一项。类似事件在抗战时期并不新鲜，傅斯年和陈寅恪亦曾为不返校和薪俸之事大起争论。
但请假期间所发薪俸是否需要归还学校，概因此前并未出现过类似情况，并无明文规定。清华大学原来规定教师休假期间支全薪者，须于休假期满后回校服务至少一年，抗战期间非常状态，原教师转赴他处不再返校者，大概不在少数，1939年7月，清华大学修正规程，规定教师请假不得连续过二年； 1940年7月，清华大学第三十三次校务会议议决，“本校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期满后，因故不能返校服务者，应将休假研究期内所领薪金及研究补助费归还学校”，这个决议案的出台，大概与萧公权等人的事项不无关系。
按照张奚若的建议，也是按照校务会议的议决，梅贻琦批示曰萧公权“下学年既不能返校，廿八年度所支薪金应请归还，前欠川资未清之数为 元，亦请便中清还”。8月13日，清华大学致函萧公权，并附清单一纸，请他归还薪金和川资，以符规定，还言“此间政治学系教席下学年仍不十分充实，本冀足下能翩然归来，不期为环境所限，竟不可得，亦属无可奈何之事耳”。此函发出后，萧公权迟迟未做答复，10月7日，清华大学再函萧公权，“尊意如何，尚祈早日赐复，毋任企盼”。此事后续如何，已不可考。
倒是与萧公权一起接受四川大学中英庚款讲座教授的北大教授吴大猷，在蓉待了不到一年，即返归昆明西南联大，除了家庭和老师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吴氏说：
中英庚款董事会，起初讲边疆大学待遇如何如何。因此，那时接受该项讲座去四川大学的有萧公权（原清华政治系教授）、张洪沅（原南开化工系教授）二位，加上我，共三人。后来，因为我们各自在原校的薪水都比川大教授高，该会便对讲座教授的待遇做了新的规定，而违背了当初的许诺。后由川大校长张颐先生一再去信给该会，说明受聘三人，都是知名之士，并都有原职位，并非受“救济”性质，薪水没有比在原校降低的道理，经过多次交涉，中英庚款委员会才同意仍按各人在原校待遇支薪，我认为该董事会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很使人不愉快，所以决定不再继续在川大呆下去。
待遇问题，并非萧公权的主要考量因素。他留在成都未返昆明，生活的并不好，为了开支不得不相继在川大、燕京、光华、华西四校兼课，以图糊口。这段际遇，使得寄居蓉城的萧公权再添感慨。1940年十一月生朝，他写下苍凉诗赋，以遣哀愁：
来日大难早可知，长宵多梦复何辞。
才因世乱添诗料，已为钱轻损酒赀。
雀冻鸦惊寒恻恻，笳催柝送夜迟迟。
挑灯默坐无聊甚，索句空肠苦苦思。
二、北归残梦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946年各大高校相继复员，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来信约萧公权回北平任教。萧公权也很想回去重温水木清华之乐，据1946年《国立清华大学现有教职员（包括休假或请假在国内外今夏返校者）及眷属人数清册》，清华政治学系的复原教师名单中，萧公权赫然在册，统计表中萧家眷属五人，私物四百公斤，在附注中并有“请假在蓉今夏返校”的说明。这也就是说，萧公权可能最初答应了梅贻琦回北平任教的邀请。
但是萧公权终于没有北归，内中原因并非一元，萧氏自谓：其一，抗战虽然胜利，国共争执并未解决，华北局势并不明朗，他对全家北返颇感踌躇。其二，交通尚未恢复常态，去北平路途遥远艰险，旅费浩大，也使他感到困难。其三，他写信给清华大学总务长沈履，表示希望北归后可以继续居住原来住过的新南院六号宅，但回信说学校决定随校南迁的教职员北归后有优先选择住宅的权利，新南院六号已经被人选定，所以无法答应萧氏的要求。本来就很犹豫，加上清华居所确定不是原居所，萧公权遂拒绝了清华大学的聘请，决定留在成都光华大学任教。
萧公权性情温良，不大与人争论，未能北返的理由他只说出了形式上的几点，未能说全说透。他未能北返清华任教，显然原因并非这么简单。局势原因不是拒绝北归的理由。抗战甫胜举国欢腾，以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国民政府对局面的操控能力，似乎不足以担心，几乎所有的教授都复员北返便是明证。交通更不是理由，复原并非一个单一的个体行为，虽然萧公权家眷在成都，无法随清华其他师生北返，但办法总会有的。至于住宅，清华大学复原之后，百废待兴，势必大建房屋，重造教职员住宅，纵使萧氏对原住宅怀有感情，可能构成其北返清华的影响因素，但似乎并不能构成阻碍其北返清华的绝对理由。那么，萧公权未能北归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应该是南渡之际与清华校方产生的嫌隙。既然回忆录中未讲南渡之际不去昆明的辗转，也就不便讲述北归之际不返清华园的这个理由。
萧公权没有北归，一年之后被老同学和老同事顾毓琇邀往南京，任教于国立政治大学。顾毓琇曾在私人信件中将萧氏未能北归清华园的原因说得很明白：“公权兄赴成都，清华不大谅解，故胜利后公权兄不肯回清华，（杨武之兄逗留在昆明，亦不即回清华）后由弟在政大礼聘返南京，资助旅费并代觅住所，晋夫兄实主持其事”。南渡之后，萧公权未能归校，大概有他自己不得已的苦衷，但在清华校方看来，未能尽到为校服务义务，且萧氏离清华他就，并非像其他清华学人如浦薛凤、王化成一样，离校是因战时入仕服务国家，他离开清华是去另一所大学任教，且假满不归，不免给清华校方和同人以不能共度难关的印象。萧公权拒绝北归，大概也夹杂着对于清华校方不谅解所产生的不愉快情绪。无论如何，无论南渡还是北归，是否任教清华的选择权都在萧公权手中，萧公权不返清华，有不能也，也有不愿也。
1947年10月间，赵人？致函萧公权，谈及清华“纪念讲座”，盼他回北平任教。他复函询问五口之家的返平路费、具体待遇问题；另外他已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接洽，着手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英文本，已写出三章，若去清华希望少教课，盼望暂时只授一门课。这几件事项中以路费和待遇“为弟事实上能否就聘所关”。最终他又没有北归，自此与清华园失之交臂。
三、时代变动与学人的浊世命运
通过南渡北归中萧公权的个案，可以反映一个变动的大时代中学人和学术的命运。抗战爆发，不但隔断了民国时期“黄金十年”的社会建设，也阻碍了中国刚刚步上正轨不久的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
抗战爆发后，绝大多数的大学和学术研究机关被迫内迁，或疏散到云贵川，或疏散到重庆，或疏散到西安兰州等地，在这些内陆偏远地区，缺少书籍和研究资料，更缺少实验设备与仪器。文史学者尚有书可用，社会科学学者和理学工学学者的研究大大受阻。他们没有社会调研的场所，他们没有进行试验的设备。这八年里，学者们有的因辗转迁移丢失手稿，战前积累的很多成果被白白浪费掉。他们不但要从事教学，还要养家糊口，解决后顾之忧，“研究工作，毫不正常，是分散零星的”。
抗战八年，就中国学者的人数来看，产出的成果实在是少之又少，像吴大猷一样借助自制的实验设备写出世界级研究成果的学者更少。在这样的逆境中，萧公权咬定青山不放松，在成都四校之间奔波糊口，挤时间写出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不但学术上成就事业，即在人格上亦值得敬仰。
萧公权南渡北归的个案光谱下，不但折射出学人社群的命运，还反映了萧公权的一己心路历程。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学术场域中，个人命运和学术心路实受多方影响，共同作用，酿成结局。
清末开始引进现代学术体制，现代学人逐渐产生，特别是留学生大量归国后，以大学为依托，逐步形成了以学校和学门为基础的学术社群。例如北大文学院包含文学、史学、哲学不同学门的学术社群，全体政治学人以中国政治学会为团体的学术社群，中研院史语所包含历史、语言、考古等学门的学术社群，都是当时合作良好促进学术的社群。战前的清华大学也是一个运转上佳的学术社群，其依托雄厚的庚款财力和优美的自然环境迅速崛起，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教师。战前几年的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更是人才济济，教师多一时之选，课程设置齐备完整，成为中国现代政治学的重镇。
在清华园的自然环境和学术环境中，萧公权虽然如鱼得水，但他与政治学系同人无论是在治学领域上还是在个人秉性上都有很多差异。萧公权出身哲学系，主要研究历史，到清华大学任教后清华政治学系同人对他不甚认可，虽然系主任浦薛凤对他礼遇备至，多方照顾，但其他政治学学人则以出身论英雄，将其视为“外人”，钱端升和王化成起初以他非科班出身，对他态度冷淡；张奚若则对他有点疑忌。
在政治学系诸位同人中，浦薛凤和张奚若研治西方政治思想，本就是贩卖洋货研究西方知识，自然蔚为主流；钱端升和王化成，研治各国政府和国际政治，研究的是与当代政治有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的政治学学术统系中，实在是潮流中的潮流。反观萧公权，研治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且主要研究后者，即使在“整理国故”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其所治仍是冷门中的冷门。张奚若对他研治中国政治思想史颇有微词，甚至在课堂上公开对学生讲“中国没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在以往研究中，中国政治思想史多为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政治学家不参与其中。即使是在当下，各校政治学院系专门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和能开的出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的教师也并不很多啊！
在这样的学术格局下，他被其他几位学者视为“外人”，也就不足为怪了。清华同人中，他交游较广的是萧蘧、蒋廷黻、浦薛凤、李继侗、吴宓、孙国华、赵人亻隽、陈岱孙等人，除了政治学系主任浦薛凤，没有其他政治学系的同事。萧公权在清华政治学系，大概始终都有一种淡淡的疏离感。无论是学术还是生活，他都没有进入那个圈子。
虽然最后钱端升等三人都与他“冰释前嫌”，但无论是治学还是秉性，萧公权终究与他们不属同一个圈子。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合校后，浦薛凤已然离开清华奔赴重庆，张奚若仍在清华政治学系，且长主任一职；钱端升虽已从清华移讲北大，但仍在西南联大政治学系。萧氏性格静默，对于去昆明后人事上能否合作愉快，大抵抱有怵惕之心，亦未可知。
南渡之际，萧公权选择离开清华政治学的圈子。综观萧公权在南渡北归期间的个人选择，其中当然包含了很多个人因素，但并非仅仅是个人的选择，而同时也寄寓着家国天下的命运，寄托着他对于中国未来的担忧。在非常状态下，自身若沧海一粟，若江海扁舟，只能顺应时代以便残喘。于萧公权而言，他在关键时刻的选择，不仅顾虑自身安危，也深怀家国哀愁。
萧公权的个人选择，不是仓促冲动的，而是理性分析的，这无疑得益于他的学识，得益于他的知识训练。具体来说，得益于长久学术训练所产生的历史意识和政治意识。历史意识来源于史书，通过对史籍的研读，在长时段历史里通过对既往事实的分析，预测历史走向和当下社会变迁，从史实中得教训。政治意识来源于政治学知识，从政治学理论和原理中，从各国政府和政治的变化中，预测政体变更、政治走向和社会未来。萧公权研究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思想史，对于政治学理论、西方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都极为熟稔，这些知识储备构成了他判断政治形势和历史走势的资源。南渡之际，他认为战争形势不容乐观，日本不会只侵占沿海各省而是企图吞并整个中国，所以他认为迁校应该迁往四川，一劳永逸不再二次播迁。北归之际，虽然抗战结束，但是山雨欲来，他对于国共较量的形势大概也有前见之明，于是乘桴浮海，避居海外。可以看出，无论是南渡之际对于中日战争形势的预言，还是北归之际对于国共内战的估测，他的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都在起着支撑作用。它们支撑下的个人选择不一定绝对正确，但是在抉择之际总不失为一条妥当的路径。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对于萧公权来说，确是如此。其后，萧公权由南京政治大学转赴台湾大学，再转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于美国西海岸数年，并终老于那里。在一个变动的大时代里，不同的选择造就不同的命运。与同时代学人相比，萧公权的幸运之处在于，虽然几经播迁，他都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既没有断裂，也没有受束缚。他写出了流传青史的几部名著，享誉学林，光彩千年。
二〇一八年五月八号于清华园
（本文载《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