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史馆 金富军
1923年10月，为庆祝中华民国国庆，清华请梁启超来校演讲。此时的梁启超，已经逐渐淡出了政界，而主要从事于教育、文化工作。当听到梁启超来校演讲消息，清华学生热切期盼。梅汝璈曾撰文，热烈欢迎梁启超来校任教，并特别指出欢迎作为学者的梁启超。“吾人今日所欢迎之梁先生，非戊戌变政、亡命东邻之梁先生，非兴师讨袁、驰奔滇粤之梁先生，亦非凰凰内阁、起草政纲之梁先生。吾人所欢迎者，乃本校国学讲师——学者之梁先生也。”1
在演讲中，梁启超对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乱象进行分析，表示“中国政治所以糟到这个情形，革命党（即国民党）不能不负多半责任。因为他们不择手段，时常暗杀行刺，运动军队，所以到了现在军阀专权，兵匪横行。”2
梁启超对当时社会的分析，让台下听讲的清华学生王造时“义愤填胸”。在王造时看来，国内政治势力分为两派，一是北洋军阀，二是国民党。前者保守腐败争权夺利，后者进步革命，为中国谋出路。3对梁启超将民国成立以来社会乱象归咎于国民党的职责，王造时“急想站起来质问，但是一来怕扰乱会场秩序，二来心里着实有点害怕发跳。结果还是站起来，又坐下去了。”4
王造时：《梁任公先生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清华周刊》，1923年，第292期。
回到宿舍的王造时仍抑制不住满腔义愤，10月27日，王造时写出《梁任公先生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长篇文章，发表在《清华周刊》上。文章开头便说：
在混混沌沌、黑白不分的中国，我们纯洁无辜的青年，已经不知受了多少这些造谣生事者的暗示，在腥风血雨、麻木不仁的北京，我们纯洁无辜的青年，已经不知受了多少这些颠倒是非的压迫。在天真浪漫、不知世故的清华，我们纯洁无辜的青年，已经患了近视病、盲目病，若再有人在这里指鹿为马，那么我们的病将入膏肓；而不可救药了。须知现在中国纷乱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是其中很紧要的，就是没有一定的是非。因为没有一定的是非，所以没有一定的舆论。因为没有一定的舆论，所以恶者为恶而不能惩，善者为善而不能奖。狡者可以施其奸计，投机者可以售其诈伪，以致国民失掉监督的能力，官僚军阀可以为所欲为。还有一个最可悲可痛可恶的结果，就是因为人民受了这些卑鄙龌龊的影响，于是不能辨别是非善恶。要知是非善恶是道德势力的标准。若是不能辨别是非善恶，那么就失却了道德的势力。不但社会现在要沉沦于苦海之中，就是将来也要堕落到地狱之内。我们现在已经身受这种恶孽，若是还要火上浇油、落井下石，那简直要到万劫不复的命运了。况且现在北方因为处在比较黑暗势力之下，一般舆论已不如南方之泾渭可分。人民的见解已经是不痒不痛，若是再有几位学者，不慎重其议论，而发表其偏见，更不知要中毒多深！我们清华本来处在这种恶浊空气之中，我们清华同学本来是年幼无暇，心无成易，最容易受人暗示的。若是有名学者在此演讲，不慎重其议论而发表其偏见，恐怕我们清华同学中了这种病毒，受了这种印象，不但自己不能洗脱，还要传染他人。不但误了自己，还要害了社会。5
梁先生是国学的泰斗，文坛的健将。今年能够光临清华，演讲国学，这是我们非常欢迎、非常荣幸的。不过梁先生既长于此，就短于彼。所以他在政治主张上是一个无主义者，在政治活动上是一个落伍者。若是今年光临清华，在演讲里面带着政治的色彩，那时我们不能不怀疑的。换句话说，我们十二分崇拜学者的梁任公先生，同时我们也十二分怀疑政谈的梁任公先生。我们十二分欢迎梁任公先生讲学问，同时我们也十二分畏惧梁任公先生谈政治。6
王造时指出，“梁先生既不痛斥北洋派的流毒，复不痛骂研究、政学等各系的播弄，又不痛惜人民程度的低浅，更不痛呪外国侵略主义的煽动，而独责备主义始终如一、流血不知多少的革命党（即民党）不应暗杀、行刺、运动军队。要知无论任何国家，到了政治腐败，歹人揽权，民不聊生，无可奈何的时候，若要建设良好的政治，若要创立为民所有、为民所享、为民所治的政府，就不能不根本推翻现存的腐败政府！若是要推翻现存的腐败政府，就不能不起革命。但是一班被治阶级要革一班治人阶级的命，就不能不实行最危险、最有效、最可悲、可惜可泣、可泪、慷慨激昂的举动。所谓慷慨激昂的举动，就是群众运动，揭竿反抗暗杀行刺，运动军队，以毒攻毒等等。”7法国、美国都是如此，辛亥革命也是如此。梁启超作为研究系的领袖，多国民党的攻击“存有偏见，含沙射影。”
王造时建议，梁启超讲学，第一不谈政治，第二去除偏见。对听讲者，王造时希望：一，切不可因为梁先生发表政治偏见而不去听他的学术演讲。二，切不可因为梁先生发表政治偏见而完全信他的见解。文章最后，王造时表示，“这篇文章若梁先生有所指教，我很愿意答辩。至于言责由作者自负。”8
王造时锋芒毕露的批评文章发表后，在校内外引起了很大影响。国民党在北平办的《时言报》和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进行转载，《时言报》还加了一段推波助澜的按语，在社会上激起很大反响。梁启超大为生气，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提出抗议。
曹云祥召见王造时，批评他不该写这篇文章批评梁启超，希望王造时能够向梁启超道歉。曹云祥说：“我们学校好不容易请到梁任公先生来讲学，你却做了一篇文章攻击他，他现在很生气，表示辞职。如果你不去梁先生处当面请罪，学校根据侮辱师长的办法，只有开除。你的意思怎么样？”王造时回答：“我没有侮辱梁先生，也没有对梁先生作个人的攻击。我不过对于梁先生的政治见解表示异议而已。曹先生不信，请去细看那篇文章。如果有侮辱师长的话，甘受开除的处分。”9曹云祥不置可否，让王造时考虑他提的意见。
曹云祥第二次召见王造时，王造时再次拒绝曹云祥的建议。曹云祥校长既要平息梁启超怒火、又从爱护学生角度出发，提出让王造时以书面方式向梁启超表示歉意。又过了几天，曹云祥第三次召见王造时。王造时提出：“对于这件事始终不认有错，始终不承认是侮辱师长。我只发表我对于政治的见解，犹之梁先生发表他的见解一样。我对梁先生的学问是佩服的，我对梁先生的政治见解是怀疑的。我不能自欺，把自己怀疑的当做信仰，把没有错的承认错。”10
王造时的倔强，固然让曹云祥为难。但看到学生有独立自主的见解并勇于坚持自己信仰，曹云祥很欣慰。正如学者指出的，曹云祥是一位深具民主素养的校长。11在王造时两次拒绝他的建议后，提出请汪精卫、蒋梦麟、张伯苓等三人组织委员会评判王造时是否有辱师长。王造时当时就体会到曹云祥的“虚心”与好意。三人中，汪精卫是国民党，蒋梦麟偏国民党，张伯苓是中立人士，评判结果自然有利于王造时。
后来，此事不了了之，梁启超、曹云祥没有继续追究。“我想必定是梁、曹两位先生宽大为怀，饶我那时年轻。”12
这个时期的王造时思想上认同国民党，他对梁启超的批评不是一时心血来潮。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王造时在《清华周刊》发表《笔血泪墨以弔中山先生》13，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人格和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
中国自古有“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古训，强调不迷信、不盲从权威。陈寅恪先生在给王国维先生纪念碑文中也提倡独立意志与自由思想。王造时对国民党旗帜鲜明的支持与对梁启超措辞犀利的批评，以及面对曹云祥校长的强大压力而不改初衷的坚持，正体现了他坚持独立思考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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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梅汝璈：《欢迎梁任公先生》，《清华周刊》，1923年10月5日，第288期，第1页。
2 王造时：《梁任公先生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清华周刊》，1923年，第292期，第6页。
3 王造时：《做学生几乎被开除》，《东方杂志》，1935年，第33卷，第1号，第100页。
4 王造时：《做学生几乎被开除》，《东方杂志》，1935年，第33卷，第1号，第100页。
5 王造时：《梁任公先生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清华周刊》，1923年，第292期，第5-6页。
6 王造时：《梁任公先生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清华周刊》，1923年，第292期，第6页。
7 王造时：《梁任公先生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清华周刊》，1923年，第292期，第6-7页。
8 王造时：《梁任公先生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清华周刊》，1923年，第292期，第11页。
9 王造时：《做学生几乎被开除》，《东方杂志》，1935年，第33卷，第1号，第101页。
10 王造时：《做学生几乎被开除》，《东方杂志》，1935年，第33卷，第1号，第101页。
11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8页。
12 王造时：《做学生几乎被开除》，《东方杂志》，1935年，第33卷，第1号，第101页。
13 王造时：《笔血墨累以弔中山先生》，《清华周刊》，1925年3月20日，第340期，第10-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