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下午，校史馆举行第二十九次业务学习暨“学科院系部门发展史编纂工程”培训交流会，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张铭雨博士作题为“从‘通专之变’看‘通专之辩’——以近代北大、清华历史学科培养模式比较为中心”的学术讲座。

报告从“近代中国大学的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由通入专’：近代北大历史学科的培养模式改革”“‘出专入通’：近代清华历史学科的培养模式改革”“学科发展对‘通专之变’的影响”“时代背景对‘通专之变’的制约”“现代化进程中的‘通专之变’与‘通专之辩’”六个方面展开论述。

张铭雨指出，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两种教育模式之间的比较与竞逐，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经久不衰的话题之一。关于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中的发展流变，学界大致认同的叙事如下：中国的传统教育较为崇尚以“君子不器”为理念的通才教育；科举革废后，以梅贻琦、竺可桢等为代表的教育家所倡导的“通识教育”成为近代中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典范。1952年，经过“院系调整”，效仿“苏联模式”的大学专业教育成为主流教育模式，在培养了大批专门技术人才的同时也积累了相应的问题。之后，为了回应国家和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需要，“文化素质教育”改革、“通识教育”改革等培养模式创新应运而生，“通专结合”模式逐渐成为主流。

张铭雨认为，历史的实际面向往往要比模式化的简单叙事复杂得多。近代中国大学并非全部以通才教育作为本科人才的培养模式，培养模式的选择受到办学主体、优势学科、校园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时代背景的制约。如梅贻琦治下的清华大学所采用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与梅贻琦心中理想的通识教育依然有较大差距，可以视为理想与现实妥协的产物。不仅如此，即便在同一所大学内部，不同学科在选择培养模式时也会有所侧重。

张铭雨提出，近代以来，北大和清华两校的历史学科曾分别进行培养模式改革。无论是北大历史学科“由通入专”，还是清华历史学科“出专入通”，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当时，两校的改革既受到学科发展规律等微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国家需要等宏观因素的制约。北大和清华历史学科培养模式变迁的教育史个案表明，在不同的时空场域、大学文化和学科发展背景下，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各有所长，需辩证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构建连续、统一的高等教育史叙事。

讲座由校史馆副馆长金富军主持。来自化学工程系、五道口金融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车辆与运载学院、环境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及校史馆、档案馆、图书馆等院系部门的师生参加了讲座，并与张铭雨老师就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主讲人简介：张铭雨，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在《光明日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河北学刊》等报纸、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文/李珍

图/李珍

审核/金富军、张铭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