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上午，校史馆举行第十五次业务学习交流会，邀请法学院陈新宇副教授作题为“学思与法意：近代清华法学院院史（1909-1952）”的讲座。

    陈新宇首先介绍了法学院院史研究得现状，在院领导关心和支持、教师积极参与下，法学院院史及重要院友资料的收集与研究已有相当基础，并已经出版了《法意清华》、《鸿迹——纪念法学家端木正教授》、《楼邦彦文集》、《宪政与民主》（萧公权）、《公道、自由与法》（燕树棠）等系列图书，成立了清华大学法学院近代法研究中心等。对清华大学法政教育成绩，陈新宇认为可以借用何炳棣先生的评价：“ 20世纪炎黄子孙博士论文一出立即被誉为国际名著只有两部。一部是萧公权先师康奈尔博士论文《政治多元主义：一项当代政治理论的研究》，另一部就是陈体强牛津论文《有关承认的国际法》。”

    对法学院、法政教育，陈新宇分为四个时期，进行了分段论述。1、史前期-清华学（堂）校时期（1909-1928）；2、清华学校大学部-国立清华大学时期（1925-1937）；3、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时期（1937-1946）；4、战后复员-院系调整时期（1946-1952）。

    在第一个历史时期，“民国十四年以先，清华为留美预备部时代，当时学校亦设有二三关于政治学之课程，惟以办学目的，在求深造于国外，故课程性质，尽属基本浅显学科。”（王化成）因此，这一时期并无开设系统的法政课程，仅有之少数课程，亦是基础入门类。

    依据1937年《清华同学录》，1912-1928年留美预备部共有973人放洋，其中学习法政的有142人，约占14.6%；培养的代表性人物有钱端升、萧公权、向哲浚、梅汝璈、燕树棠等。

    在第二个历史时期，教员多是年富力强之阶段，尽管国家遭遇系列危机变故，但优美之校园、宽裕之待遇、稳定之生活、良好之氛围，仍是潜心问学、传道授业两相宜的大好时节。正如何炳棣所谓：“30年代的清华不但是校史中的黄金时代，也构成全国高教史中最令人艳称的一章”。

    在1925－1937年这段时间，清华的法政教育主要由政治学系来承担，法律学系虽曾短暂设立，无奈时代大背景下，兼主客观各类因素影响，只能感叹生不逢时，终成雪泥鸿爪。课程设置上，采用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清华史上培养出众多中西兼通甚至文理兼通的人才，足以证明这样通识教育的价值。就政治学系自身而言，首先，史论的课程同样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其次，既重视国际问题，亦关注中国国情，两者保持比较均衡的状态。再次，法学类的课程仅具备了实体法之基础，惟程序法则付阙如，很可能是与法律学系筹建的夭折不无关系。这个时期代表性人物有曾炳钧、陈体强、王铁崖等。

    西南联大时期，法政教育学术代际的传递正在有序形成，清华的情况最为明显。教员由于三校合一，得以资源共享，力量强大；但因为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教员变动较为频繁，原本熟手的专任课程之效果难免会受到影响，则是弊端。这一时期培养的代表性人物有端木正等。

    战后复员-院系调整时期（1946-1952），在梅贻琦的大力支持下，经教育部批准，清华法学院恢复了法律系。法学院下设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四系， 复员后的清华法学院重新恢复了当时大法学院的完整建制。复员时期，师资和图书的短缺成了法学院最大的问题。随着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法律学系被取消，法学院也调出清华。

    讲座由校史馆副馆长、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金富军主持。校史馆馆长范宝龙与校史馆、档案馆老师及法学院部分学生参加了讲座，并与陈新宇副教授进行了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