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9日是梅贻琦校长诞辰130周年，为纪念这位为清华大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校长，清华大学校史馆、档案馆在校史馆一楼大厅举办“纪念梅贻琦校长诞辰130周年档案史料展”。

    展览由7个立式展柜组成，共展出反映梅贻琦校长求学、清华任教、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及抗战后复员等不同时期的档案实物50余件，内容涵盖学校管理、教师聘任、学科发展、校园建设等多个方面。

    展品中，有1914年梅贻琦获得吴斯特理工学院学士学位的论文；有清华大学1925年聘任梅贻琦为物理系教授的聘书、1931年教育部任命梅贻琦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的部令；有梅贻琦和李仪祉关于公费生张光斗出国实习的来往信函；有梅贻琦殷切鼓励季羡林、乔冠华等留德学生努力学习的信件；有梅贻琦签发聘任朱自清、潘光旦等任职的聘书及邀请钱三强等来校任职的信函；有梅贻琦关于农业研究所发展的珍贵手稿；也有1941年与顾毓琇唱和诗稿；还有梅贻琦使用过的镇尺和印章。

    梅贻琦(1889-12—1962-05)字月涵，天津人。教育家。

    梅贻琦曾长期在清华大学执教，担任教务长、校长等职，对清华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09年考取游美学务处招收的第一批庚款留美生，10月赴美留学，翌年入吴斯特理工学院(W.P.I)，读电机工程学系，1914年毕业, 获工学士学位。是年回国，先到天津青年会工作。1915年，到清华学校任教，先后讲授数学、英文、物理等课程。1926年，被推为清华学校教务长，负责全校的教务，发表了《清华发展计划》、《赠别大一诸君》、《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等文章，开始展现其办学的思想与才能。

　　1928年，梅贻琦被派往美国，担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1931年，梅贻琦应召回国，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他接任校长后，先后发表了《就职演说》、《关于体育比赛》、《关于组建工学院等问题》、《大学的意义及学校之方针》、《教授的责任》、《清华一年来之校务概况》、《致全体校友书》、《回顾与前瞻》等一系列文章，全面阐发了他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大学之良窳，几乎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他十分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多次向全校师生讲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办学至理，积极延聘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执教，团结全校教职员共同致力于学校之发展壮大。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深有所感地说：“在清华服务的同仁，感觉着一种自由的氛围气，每人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在梅贻琦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充实了师资队伍，增设了工学院，扩充了实验设备和实验室，创办了农业、航空等特种研究所，广泛开展了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和交流，还聘请了冯？卡门、维纳、华敦德、哈达玛等国际上第一流的学者来校作长期或短期讲学。他认为：“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积极倡导学术研究，扩充创办学术刊物；重视体育运动，提倡智育、德育、体育、群育并重。清华大学在短短几年里，办成了一所包括4个学院、16个系、10个研究部，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著名学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学校南迁，先在长沙，后又到昆明。他仍是清华大学校长，且以此身份出任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合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常务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主持联大的日常校务工作。他在主持西南联大期间，发表了《大学一解》、《抗战期中之清华》、《时局与教育》、《对战后清华发展之理想》等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他团结具有不同历史，不同校风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师生，在政治、经济、物质生活条件都极端艰难的情况下，齐心协力，“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 ”。(联大纪念碑碑文语)经全校师生的惨淡经营，联大发展很快，不到三年便成为一所设有文、理、法商、工和师范5个学院26个学系的著名学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其间，清华大学的农业、航空、无线电等特种研究所也有很大发展，为后来建立农学院和航空工程学系打下了基础。

　　1940年，美国吴斯特理工学院授予梅贻琦名誉工程博士学位。

　　1946年10月，清华大学复员回到北平清华园。梅贻琦于1940年曾说过：“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个船，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的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他率领清华师生，把这船好好开回了清华园。清华大学复员后，他发表了《复员后之清华》、《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等文章，详细阐述了他对战后教育事业的设想。到1948年12月，清华大学已发展为一所设有文、理、法、工、农5个学院26个学系的全国著名学府。

　　梅贻琦为人谦和，知人善任。他常以“吾从众”自许，遇事多与有关人员相商后而定。在同人祝贺他在清华服务25年的贡献时，他说：“清华近些年之进展，不是而亦不能是一个人的原故，是因为清华还有这很多位老同事，同心合力地去做，才有今日。”接着，他将校长比喻为京剧里“正中端坐”、“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护后拥”的“王帽”，他说：其实好戏“并不要他唱”。形象而生动地讲出了广大教职员在办学中齐心合力的重要作用，同时其谦逊品德可见。

　　梅贻琦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曾喊出“仇深事亟，吾人宜更努力灭凶夷”，并批评国民党当局“以拥有重兵的国家，坐视敌人侵入，毫不抵抗，诚然勇于内战，怯于对敌，何等令人失望。”但他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学生爱国救亡运动尚不以为然。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后，他接连发出“告同学书”，劝学生“迅即复课，勿使学业久荒”。1945年昆明爆发反内战民主的“一二·一”运动后，12月24日他在昆明举行记者招待会阐述事实真相，力斥暴徒行凶杀人暴行。抗日战争期间，梅贻琦加入国民党，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48年12月14日清华大学解放前夕，梅贻琦离开北平，到了南京。他于1949年去瑞士参加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会后，去了美国。1955年由美国去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1958年，出任台湾“教育部长”，仍主持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来发展为新竹清华大学)。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北。终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