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大师赵元任

清华大学校史馆   刘惠莉

    在二十世纪的学术文化舞台上,赵元任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享有世界声誉的学术大师。他是语言学家,在广博深厚的中西方文化知识基础上,毕生致力于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他是音乐家,率先把西方音乐的技巧和中国传统音乐相结合,探索和创作出一批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中国音乐”,被誉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先驱者之一”。他是翻译家,翻译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翻译理论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他还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为推动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赵元任(1892—1982),号宣重,后来废去,始终名号一致。江苏常州人,生于天津。

    赵元任一生对语言、音乐、自然科学怀有浓厚兴趣的萌芽可以从其幼年说起。

    1892年赵元任出生于一个世代书宦之家。清代著名诗人与史学家赵翼为其六世祖。祖父赵执中,官至冀州直隶州知州。父亲赵衡年,举人,未进仕途。他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四岁开蒙,接受传统教育。母亲赵冯氏很有才华,会写诗、填词,写得一笔好字,能唱能吹,对他有很大的影响。赵元任从小聪慧过人,对周围的世界和自然现象充满了好奇与兴趣。他尤其是在语言方面非常有天赋。因为幼时全家随做官的祖父在北京、保定、冀州等地生活,有机会接触江浙和北方多地的方言,“一小儿对于各种口音向来留心,所以什么声音一学就会”。因此小小年纪的他,就可以说不太标准的北京话和地道的常熟话,用常州音念书。

    1901年祖父去世后,全家回到常州老家。1906年进溪山小学开始接受新式学校教育,1907年考取江南高等学堂。新式学堂优秀的师资,系统完备的课程,以及丰富的课外活动,极大地满足了赵元任对知识的渴求。他编过杂志,选修德文,试写中英文诗,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兴致勃勃地读完了马建忠所撰的中文文法书《马氏文通》。
 1910年7月,赵元任在北京参加游美学务处举行的第二批庚款赴美留学考试。在400余名考生中,共录取70名,赵元任名列第二。同年9月,赵元任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主修数学专业。与他一同进入康奈尔大学的还有胡适、周仁、胡明复等人。

    在康奈尔期间,赵元任广泛的学习兴趣得到进一步激发。除了数学专业外,他还选修了很多物理学课程,学习兴趣扩及语言、哲学和音乐。他通过函授学习法文,参加了“世界语俱乐部”;在选修了音韵学课程后,学了国际音韵字母,使其“大开眼界,也大开耳界”。他对音乐的兴趣日益浓厚。入学不久,他就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了一架二手钢琴,跟老师学习弹钢琴、和声、作曲。1914年,赵元任以优异的成绩在康奈尔大学数学系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9月,他进入研究生院,改学哲学。

    1915年9月,赵元任转学到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哈佛期间,赵元任除了主修哲学,辅修心理学、哲学史课程外,还选修了语言学、和声学、对位学等课程。他多次在日记里提到对语言学的兴趣:“我想我大概是个生来的语言学家,数学家和音乐家。”“我索性作个语言学家比任何其它都好。” 好友胡适在日记中曾这样评论留学时期的赵元任:“每与人平论留美人物,辄推常州赵君元任为第一。……治哲学、物理、算数,皆精。以其余力旁及语学、音乐,皆有所成就。” 1918年,赵元任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

    在美国留学期间,赵元任业余活动非常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参与《科学》月刊的创办及中国科学社创建的工作。1914年夏,在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的赵元任、胡明复、任鸿隽等留美学生,决定成立科学社,发起《科学》月刊,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1915年1月,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月刊1卷1期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同年10月,科学社改组,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公举任鸿隽、赵元任等5人为第一期董事,赵元任为董事会书记。

    1918年,中国科学社由美迁回国内,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影响最大的科学团体之一。在《科学》月刊创办初期,赵元任在繁忙的学习任务之余,为该刊的组稿、编辑、出版等付出了很多心血。他也是《科学》月刊前期的主要撰稿人,据统计,从1915年—1919年间,赵元任共发表了25篇科学论文、科普小品、译文、音乐作品。赵元任还是中国科学社的主要组织者之一,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的董事或理事,为推动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19年6月,赵元任回母校康奈尔大学任物理课讲师。1920年8月,赵元任应邀回国,任清华学校教员,担任心理学、物理课程的教学工作。不久,开始担任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翻译。1921年8月,赵元任再度赴美,任哈佛大学讲师,讲授哲学、中文和中国语言课,他的工作重点逐渐转向语言学和语音学。期间,他先后发表《五声的标准》《中国言语字调底实验研究法》《再论注音字母译音法》等论文,开始系统从事语言学研究。 1924年,赵元任再次应清华学校之聘决定回国任教。在回国之前他先赴欧洲考察进修一年。在欧洲,赵元任拜访了汉学家、语言学名家们,跟随语音学权威研究语音学、实验语音学,受到严格的语音实际训练,还参观了英、法、德等国语音实验室,从事实验工作,为后来从事语言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清华学校在成立大学部的同时,亦积极筹办研究院国学门,聘请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人为教授(通称“导师”)。研究院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较高的起点,它“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聘“宏博精深、学有专长之学者”任教授,学员则从大学毕业和“经史小学有根底”的学生中考试选拔。同年6月,赵元任回国,成为国学研究院最年轻的导师。从本年起,中国语言学及语音学成为赵元任学术上的主攻方向。在国学研究院期间,赵元任开出的普通演讲课程有“方言学”、“普通语言学”、“音韵学”、音韵练习、中国语音学等,指导学员专题研究范围有“中国音韵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等。为了更好地开展教学与研究,赵元任为学校订购语言学仪器,积极筹建实验语音室。此外,他还兼任哲学系讲师讲授逻辑学课程。1927年9月,赵元任开始了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活动——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经过充分的准备工作之后,赵元任和助手赴江浙一带考察吴语。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带回大量一手材料,记录了吴语区33个地方的方言,访问了200多人,记录了63名发音人的话。赵元任通过对材料整理分析和研究,编写出《现代吴语的研究》专著,1928年6月由清华学校研究院将其作为“清华研究院丛书第四种”印行。

    除了教学研究工作外,赵元任还被推选为清华校务委员会成员、评议会成员,参与学校的管理。

    1928年下半年,赵元任决定辞去清华的工作,参与筹备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但他依然关心着清华的发展。除继续在中文系兼任讲师,讲授音韵学等课程外,当学校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评议会的叶企孙、陈岱孙等人总是来找他商量。为了支持梅贻琦当清华校长,1932年初至1933年10月,赵元任向中央研究院请假赴美,接替梅贻琦担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主任的工作,为留美监督处的结束和善后交接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192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赵元任担任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赵元任将史语所语言组的工作视为自己的毕生事业,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据当年的助手杨时逢回忆,他“拟订了两个大的计划:语言研究和语音实验室建设。在语言研究方面,准备动员语言组所有的研究人员,在几年之内把国内汉语方言和非汉语方言都调查一遍,将资料整理出来,作以后研究语言参考。实验方面,计划建造一个规模宏大的语音实验室,把所有调查的语言材料都用仪器灌成永久性的音档,以便随时供听写和整理之用。”当时根据分工,李方桂负责非汉语方言调查,赵元任负责汉语方言调查。这期间,由赵元任亲自主持的规模较大的汉语方言调查有:1928—1929年两广粤语方言调查,1934年徽州方言调查,1935—1936年江西及湖南方言、湖北方言调查,获得大量一手资料。1930年,在对调查材料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赵元任所著《广西瑶歌记音》《方言调查表格》出版。《钟祥方言记》、《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合著)等著作于1939年、1948年相继出版。这期间他与罗常培、李方桂开始着手翻译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发表了《反切语八种》《中国字调跟语调》(英文)、《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英文)等论文。

    为建造一个高水平的语音实验室,赵元任耗费了很大的精力。1934年史语所迁至南京后,他亲自规划并监督建造语音实验室的工程,精心挑选和购买隔音材料、仪器设备,还负责安装、调试和修理。语音实验室建成后,赵元任和语言组同仁利用它完成了很多语言研究工作,灌制了成千张方言调查铝片音档。

    正当赵元任带领史语所语言组同仁按照既定计划开展方言调查与研究的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8月,赵元任和语言组同仁随中研院史语所开始向长沙撤退,1938年又迁至昆明,方言调查工作一度被迫中断。

    1938年8月,由于种种原因,赵元任携全家赴美国任教。本打算是暂时的离开,然而世事难料,再次回到祖国已是三十多年之后。后来的其它方言调查工作由史语所同仁接着进行。1938年9月,赵元任应聘于夏威夷大学东方研究所任客座教授,讲授中文阅读课、中国语言学研讨课、中国音乐史课程。1939年9月,任教于耶鲁大学东方学系。1941年7月,开始在哈佛大学五年的工作与生活。期间,主要参加了哈佛-燕京学社汉英词典的编写,以及主持哈佛美国陆军中文训练班的工作。1947年起,长期任教于加州大学东方语言系,讲授中国语音和音韵学、中国文法、中国方言、粤语、文言文等课程。

    在美国高校任教期间,赵元任除了致力于汉语教学、外国学生汉语学习方法与教材的探索外,还继续对语言学进行深入研究,成果丰硕。

    赴美国任教以后,赵元任发表了《中国音韵学研究》(合译)、《对高本汉<中国古文字学:中国及中日古文字与语音学>的评论》(英文)、《粤语入门》、《国语字典》(合编)、《中山方言》《国语入门》《台山语料》《语言问题》《常州吟诗的乐调17例》、《绩溪岭北方言》(合著)、《中国通字草案》(英文)、《中国话的文法》(英文)、《中国话的读物》、《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若干方面》(英文)、《中国地名的社会政治含义》等十多部著作和三十余篇论文。

    赵元任的学术成就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誉。1945年当选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和美国人文艺术及科学院院士。1960年当选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先后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加州大学法学博士名誉学位、俄亥俄州立大学人文学科荣誉博士学位等学术荣誉。1981年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称号。

    赵元任是一位少有的、能同时在语言学、音乐艺术、哲学、数学、物理等学科领域驰骋自如的大师级学者。因此,他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也是多方面的。

    中国语言学研究是赵元任毕生追求的事业。他辛勤耕耘七十多年,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1915年暑假,赵元任与同样对中国语言文字改革感兴趣的同学胡适商量后,两人分别用英文撰写《中国语言问题》的系列文章,发表在《中国留美学生月刊》(英文)上。赵元任在文章中所提出的中国语言学要用科学方法研究、文字必须改革等问题,“可以说是吹响了本世纪语言学研究序幕的号角”。自1927年起,他主持开展的江浙吴语、两广粤语、徽州话等方言的调查和研究,开中国现代语言学界方言调查之先河。在他发表的众多调查报告和论文中,《现代吴语的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汉语方言的专著”,对中国的语言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方言调查工作“开始为许多语言工作者所重视,出版了不少专著,方言调查方法也日趋完善。赵元任根据中古音研究成果制定的方言调查表至今仍然是调查方言语音系统所用表格的基础。方言调查首先必须了解方言的语音系统,这个时期方言调查的开展为语音研究积累了大批方言语音资料,大大加深了对汉语语音特性的认识。”(《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语言学家张世禄将《现代吴语的研究》一书誉为“是现代汉语方言学正式诞生的标志。” 《中国音韵学研究》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方言和汉语古音的“第一部大书”,对20世纪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影响非常大。而由赵元任与罗常培、李方桂合作翻译的中译本,遵循“将全书作一忠实能读之翻译;改其错误;加入新材料;改用国际音标注音;一部分重编”的翻译原则,使得其与原书的学术价值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赵元任在美国任教期间所著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一书,“是一部方法谨严、系统分明的大书,有很多创见胜义”,影响广泛,先后被吕叔湘译为《汉语口语语法》、丁邦新译为《中国话的文法》,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他发表的论文《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原文为英文),被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裘斯誉为“我们很难想到有比赵元任的这篇文章更好的对早期音位学具有指导意义的单篇论文了”,已经成为音位理论的经典著作之一。

    除了从事语言学研究外,赵元任还积极致力于国语(普通话)的推广工作。在国语教材编写方面,他先后编写出版《国语留声片课本》及留声片,《新国语留声片课本》甲种(注音符号本)、乙种(国语罗马字本)及留声片,在推行国语的工作中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1934—1937年,他还多次到民国政府中央广播电台作系列国语广播演讲,为教育部举办的来自全国各地教师国语训练班做主讲,并总结广播演讲的内容与经验,撰写了《国语训练大纲》、《广播须知》等读物。1928年,他与刘半农、钱玄同、黎锦熙等“数人会”成员讨论制订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由民国大学院公布,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对于他们的贡献,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专门提到:“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自己创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

    对于赵元任在语言学领域的贡献,语言学家吴宗济总结道:“他的论点和方法,不但扩充了中国传统音韵学的应用途径,更为我国的现代语言学:诸如语音分析、方言调查、语法系统、文字改革等等一整套研究汉语的科学框架,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另一位语言学家罗常培则说:“他的学问的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数理逻辑,可是他于语言学的贡献特别大。近三十年来,科学的中国语言研究可以说由他才奠定了基石,因此年轻一辈都管他叫‘中国语言学之父’。”这样的评价,赵元任是当之无愧的。

    赵元任还是“美国中文教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赵元任第一次给西方学生开设中国语言课是在1922年哈佛大学任教的时候。1938年赴美后,他开始长期从事汉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并在汉语教学实践中形成了包括教学理念、方法、教材等在内的一整套完整的教学体系,培养了一批优秀汉语人才,对海内外的汉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编写的“《国语入门》开启了对外现代汉语教学由书面语走向口语的新方向,使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由‘无声’转向‘有声’,使中文由‘死文字’变成了‘活语言’。”(周质平语)当时“在美国有好几处大学(包括哈佛、普林斯顿、加州大学、华盛顿大学)都用这本书作教本,用过的学生,少说也有四五千,认真学习的,无不得益。”(杨联陞语)

    音乐艺术是赵元任终身的挚爱。虽然只是业余爱好,“但是他的贡献却远远超过许多时尚的作曲家和理论家。”(贺绿汀语)他的音乐作品“音乐形象鲜明,风格新颖,曲调优美流畅,富于抒情性,既善于借鉴欧洲近代多声音乐创作的技法,又不断探索和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和音乐的特色。”赵元任被誉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先驱者之一。”

    据统计,赵元任一生创作了140余首音乐作品,除少量器乐作品外,绝大多数是各种类型的的声乐作品。他生前正式发表的作品有40多首,除部分发表于报刊之外,正式结集出版的有《新诗歌集》《儿童节歌曲集》《民众教育歌曲》等。

    还是在美国读书期间,赵元任就开始借鉴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来创作具有中国风格的音乐作品,如被称为是“中国第一首民间音乐改编的风琴曲”《花八板与湘江浪》,“中国第一首钢琴创作曲”《和平进行曲》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赵元任音乐创作的高峰期。他创作的歌曲题材丰富,有艺术歌曲,儿童教育、民众教育的歌曲,也有批判社会现实的歌曲、抗日爱国歌曲,还有为各大中小学创作的校歌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1928年出版的《新诗歌集》最具代表性。该歌曲集收录了赵元任自己作词,以及为胡适、刘大白、刘半农、徐志摩等人的新诗及白话诗词谱曲创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海韵》《听雨》《卖布谣》等14首音乐作品。著名音乐家萧友梅在介绍该歌曲时,给予高度评价:“这十年来出版的音乐作品里头,应该以赵元任先生所作的《新诗歌集》为最有价值。赵先生虽然不是向来专门研究音乐的,但是他有音乐的天才,精细的头脑,微妙的听觉。他能够以研究物理学、语言学的余暇,作出这本Schubert派的艺术歌(Art song)出来,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些作品广为流传,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不朽之作。

    赵元任还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除去学术论著的翻译外,他翻译的文学作品,尽管只有《阿丽丝漫游奇境记》、《走到镜子里》、《软体动物》等几部,但是它们却足以奠定赵元任在我国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儿童文学名著《阿丽丝漫游奇境记》是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赵元任于1921年将其翻译成中文,翌年出版。当时,周作人就对其予以了高度评价:“于赵先生的译法,正如对于他的选译这部书的眼力一般,我表示非常的佩服:他的纯白话的翻译,注音字母的实用,原本图画的选入,都足以表见忠实于他的工作的态度。”并引用金圣叹的话,称其为又一部“绝世妙文”。该书被视为“‘五四’初期外国文学白话文翻译的重要成果之一”,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多次再版,影响了几代人。1932年初赵元任翻译的刘易斯?卡罗尔的另一部作品《走到镜子里》,因清样毁于战火,后来经整理和重新翻译,作为《中国话的读物》中的第二卷在美国出版。在这部书里,赵元任设法将英文的双关语、韵脚译成中文的双关语、韵脚,“几乎可说是达到了翻译的最高境界。”赵元任的这些译作和他在《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一文中反映的翻译观已成为我国翻译学界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对象。

    身居海外的赵元任一直没有停止对祖国的思念。1956年,在灌制朗诵唐诗《长恨歌》与《琵琶行》时,一向感情深沉的他,“几次试诵,总以情不自禁,泣不成声,不能卒读而告终。”1973年4月,赵元任夫妇终于在离别35年之后踏上故土,与亲人团聚。他们一行受到周恩来总理、科教界同仁及朋友们的热情欢迎。1981年5月,在夫人杨步伟去世后,八十八岁高龄的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再次回国访问,受到政协主席邓小平的接见,同语言学界、音乐界的同行、专家们进行了愉快的交流。北京大学还举行隆重仪式,授予他名誉教授的称号。1982年2月,赵元任在美国病逝,享年89岁。

    赵元任一生勤于研究,笔耕不辍,留下了等身著作,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自2002年起,全面反映赵元任学术成就的20卷本《赵元任全集》开始陆续出版。

    (主要参考资料:赵元任:《从家乡到美国——赵元任早年回忆》,学林出版社,1997;赵新娜、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商务印书馆,1998;(美)罗斯玛丽·列文森采访、焦立为译:《赵元任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苏金智:《赵元任传:科学、语言、艺术与人生》,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杨步伟:《杂记赵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限于篇幅,单篇文章不再一一标出。)

本文原发表在《北京文史》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