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训在清华大学期间的主要学术贡献(1928~1945)

吴再生

前言

    吴有训(1897~1977),出生于江西高安山区贫困农村;山村少年的艰辛劳动生活和父、母亲为人的影响,养成了他坚毅、正义、勤奋、务实、吃苦、耐劳、大度、包容的个性。他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师(即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一年后考取江西省官费留美深造;192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的1950年,吴有训应中科院之邀,以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兼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身份,出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同年12月,他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从此他调离了工作21年(也是他的“黄金年龄时段”)的大学教育界。

    1955年中科院建立“学部”体制科研管理,其中的“数、理、化学学部”就是在吴有训直接主持下建立、并分管的、“确实具有权威性”的、有关学科的学术领导机构。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号召;为了解我国科技工作现状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中央专门安排吴有训、竺可桢、严济慈在怀仁堂、向有关的部门、省、市领导,作了这方面的专题报告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领导同志也都是参加者[1]。

    他更因学术视野深远,而在科研方向、科学发展方面的高瞻远瞩;仅举一例: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就认为不应该只满足于从技术角度对电子学的思考,而是应该在科学基础上、特别是对半导体方面开展电子学研究;他在1952年决定,中科院设立电子研究所,调陈芳允先生到北京主持筹备工作,他自己兼任筹备处主任,他坚持电子学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课题和研究基地,这是新中国电子学科研究工作的开端。但在当时他是少数,所以电子所的建立和发展,几经起落,只是在他的坚持下才得以保留电子所的设置。后来的科学发展结果,证明了他的正确,也反映出了吴有训对科学问题的深刻见解。“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陈芳允院士,回忆这段历史时指出:“饮水思源,早期吴有训的远见卓识,是应该载入我国电子科研发展的史册的[2] ”。

    他作为中国学术界代表人物之一,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关切、重视。1977年11月吴有训病逝,邓小平同志参加了追悼会。

    中国学术界大多都知道:吴有训是中国物理界最早(19231926)参与“诺奖”工作、并做出了重要学术贡献者——帮助他的导师康普顿(A.H.Compton,1892~1962),为近代物理学以“里程碑”而称著的“康普顿效应”(Compton Effect)、这个伟大的学术发见之学术建立与确认,铺平了道路;并因此而成为国际知名物理学家。

    吴有训在完成参与上述“诺奖”工作之后,谢绝了美国学术界的热情挽留、回到祖国坚持以“科学报国”。1928年他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企孙热情邀请下“加盟”清华,直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因他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为他的母校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为:南京大学)校长而离开,吴有训共在清华大学(含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任教17年(19281945),历任物理系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和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院长;抗战期间他还是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领导成员;他在这17年期间的有关中国大学教育发展之论述、讲话、演说,也已编辑成文集出版。

    那么,吴有训在上述17年期间对清华大学教育学术发展,作出了那些重大的、有影响的学术贡献呢?

    笔者十分赞赏清华校史馆的现任领导对此问题所持的,实事求是精神和严谨、认真、求实、求真、开放、开明的学术风尚———2016年的3~5月份,清华校史网站先是发表了由清华大学田芊教授推荐的笔者二篇拙作:《吴有训在清华大学的教育实践》(该文是在清华大学叶赋桂老师的重大修改稿﹡基础上写成的)及《吴有训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育实践》;随后又发表了笔者新写的《吴有训、叶企孙的关于“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此三篇拙文比较全面、如实、系统地揭示了:吴有训上述17年期间,在清华大学叶企孙支持、合作下,所进行的系列重要的大学教育学术实践史实与成就,以及吴有训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办学”实践史实与教育学术成就

    由于上述三篇拙作之首要使命,是恢复该学术历史之原貌,这导致了该三篇拙作是在写史实过程中夹议学术,致使篇幅很长,且将史实、学术二者在一起交叉阐述,使读者不易集中于深入分析、理解吴有训的学术贡献内涵。
为此,笔者专以本文来具体地介绍、梳理、分析吴有训在清华大学(含西南联大)期间的主要学术贡献(含涉及叶企孙的部分)之内涵与实际学术意义。以供读者参考。

    该“修改稿”以《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及其在清华的实践》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年第3期发表。

吴有训在清华大学期间的主要学术贡献

(甲)对吴有训各主要学术贡献的“全面综合性”阐述:

    (一)吴有训在叶企孙支持合作下,在老清华大学物理系实际的形成了“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即在清华物理系,系统的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体系,使物理系获得“跨越式”发展。随之也使老清华大学教育学术水平,上升至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并开启了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道路

    吴有训结合当时清华大学的实际,在物理系提出了: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他的原话是:“理学院之目的,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欲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国家学术之独立[3-1]”,“在中国的学术现况下,大学主要工作的一种,自然是求学术的独立。所谓学术独立,简言之,可说是对于某一学科,不但能造就一般需要的专门学生,且能对该科领域之一部或数部,成就有意义的研究,结果为国际同行所公认,那么该一学科,可以称为独立。所以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是决定一个学科是否独立的关键[3-2]”。 其内涵,结合吴有训的实践,可以解读、表述为:“为了实现学术独立,理学院各学科要在实现教育与科研并举的基础上,在完成正常教学工作的同时,对各学科领域之一部或数部,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来实现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从而组织起一支包括了既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又是优秀教师、的“名师”队伍,系统地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4]。

    系统地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实际上成为老清华物理系、理学院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教育总纲[5]。同时,叶企孙、吴有训又主导形成了“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6],并和物理系全体教师:萨本栋、赵忠尧、周培源、任之恭、霍秉权等诸位先生一起坚持了这一学术精神,共同努力奋斗

    吴有训、叶企孙们,主要从以下三个环节着手:1、实现教育与科研并举;2、作出获得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实现“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3、坚持正确的教育思想、方针,同时要求教师们力争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组织并形成“名师”队伍,实现高质量教育。吴有训、叶企孙与物理系全体教师,对这三个环节进行了大量、高学术水平和高质量要求的、艰辛且繁杂的科研、教学具体工作(也就是“做实事”),并取得了成功的突破,在老清华大学物理系,系统地建立起了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体系———即:形成了实际的“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

    “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实际的形成,使中国大学教育第一次做到了:1、改变传统教育旧体系、实现了教育与科研并举;2、开创了中国的近代物理科研,并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进而创建形成中国最早的近代物理科研体系,实现了“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3、组织、形成了“名师”队伍;4、实现了高质量教育;等方面成功的综合性学术创新实践使老清华大学物理系,全面的进入到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体系。实现了提升老清华物理系的整体学术水平,使老清华物理系的教育工作从此可在高层次的学术水平中运行。提升老清华物理系教育学术水平,上升至相当于当年欧、美类同大学的学术水平,也为进入“盯着世界科研发展前沿、来进行发展自我”的运行轨道、跨出了重要的第一步[7]。

    老清华物理系也因此获得“跨越式”发展,而人才辈出:

    吴有训曾对这一期间清华物理系培养出的人才做出过这样评价:“他们在大学本科所受的训练,既属相当结实,毕业后入研究院或其他相当机关继续研究,大多成绩斐然,有不少的成就,要是有机会出国,便立可加入欧美任何大学的研究室进行工作[8]”。

    1929至1938年的十年间,老清华物理系共毕业本科生69人,研究生1人。70人中,入选中科院院士23人,美国科学院院士2人。其中有6人还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具体来说,上述十年期间老清华物理系培养出了:王淦昌、周同庆、龚祖同、冯秉全、王竹溪、赵九章、傅承义、张宗燧、翁文波、钱伟长、彭桓武、王遵明、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于光远、葛庭燧、秦馨菱、林家翘、戴振铎、胡宁、李正武、陈芳允、张恩虬(以上顺序指毕业的先、后)以及余瑞璜、陆学善(为吴有训的研究生)等一批著名学者。而成为中国大学教育历史的一大“亮点”,被后人所传颂!

    “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的实际形成,使老清华大学教育全面进入了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体系,从而填补了当年老清华大学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短板”,在清华建立起了:高学术水平的自然科学教育领域。并造就了当年国内顶尖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同时开启了清华的研究型大学发展道路

    “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在清华的实际形成,更使老清华大学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1928~1937),就使其教育学术成就,位居国内大学之前列!

    对老清华的上述这一段教育学术发展经历,老清华大学资深教授、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也曾做过一次清晰的阐述:“清华学校本来是一所留美予备学校……在当时,它是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1928年北伐胜利,清华学校改名清华大学,……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大学法规,……就从这时候起,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变而为名实相副的大学。在这一突变的过程中,应该说,理学院是走在前列的,而物理学系是这前列的排头兵,……[9]”。以上陈岱孙教授所说的“这一突变的过程”,就是指:上述吴有训、叶企孙当年在老清华合作,系统的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即“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的实际形成、之过程。

    “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的实际形成,也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学术“突破”,是一次重要的学术创新,也是中国大学教育在科研、教育方面重大的发展、进步。可以认为、从此中国大学教育进入了:各大学都努力创造条件,建立“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这样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