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王建伟
香山是1949年中共中央进入北京的第一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的指挥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奠基之地。2019年9月，香山八处革命遗址经过整修，首次整体向社会开放。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与香山有很深的渊源，创建者李大钊就长眠在香山脚下，20世纪20年代在香山地区开展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培养了周恩来、陈毅等中共骨干党员。1935年爆发于北平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则在香山脚下的樱桃沟刻下了有关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革命运动的重要红色印记。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一二·九运动爆发的时代背景是日本的侵略以及由此引发的华北危机。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继续向华北推进。1933年初，日军进逼战略要地山海关，随后突破长城各关口，长驱直入，对平津形成“围城”之势。虽然《塘沽协定》的签订暂时缓解了中日双方紧张对峙的局面，但日军并未停止侵略的脚步。1935年五六月间，日军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多起事端，提出“华北特殊化”，意图以“自治”名义将当时所称的“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从中国版图上抹去，建立“第二个满洲国”。南京国民政府步步退让。11 月，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从此，社会上开始流传各种建立“华北国”的谣言，战争乌云笼罩在华北上空，民族危机不断迫近。
自20世纪以来，中国青年学生群体兴起，成为对社会时局感知最敏锐、最活跃的力量之一。在这个群体中，北平学生对华北的危亡感受更深，对自身在救亡运动中的重要责任也有更清醒的认知。1935 年11月18日，为了加强各校学生的组织与领导，联合学生开展抗日运动，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在中国大学正式成立，城外的清华园与城内的北平女一中成为北平学联的重要活动基地。
1935年12月7日，国民党政府批准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传出。该机构是一个介于中日之间的地方性政权机构，相较于行政院驻平办事处而言，一般民众认为其具有更为浓厚的对日妥协色彩，甚至将其看成类似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式的伪政权机构。8 日，北平学联在燕京大学召开各校代表大会，决定次日发动游行大请愿。9 日清晨，包括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等十几所大中学校学生走上街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特殊化!”等口号。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学生因警察关闭西直门城门被堵在了城外，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中的一句口号——“华北之大， 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成为当时流传最广的时代强音。当日示威活动结束之后，北平学联主席团在北大三院宣布北平的大学、中学从10日起开始罢课，并通电全国，要求各地各界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同时抗议当局无理镇压学运，要求抗日救亡集会结社之自由。一二·九运动正式爆发。
12月16日上午，北平上万名大中学生再次在天桥和正阳门地区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要求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权利。这次活动参与的学校以及学生人数比9日更多，规模更大。受此影响，冀察政务委员会被迫延期至同月18日成立。12 月 22 日，北平学联在中国大学逸仙堂举行血衣展览大会，陈列前两次爱国运动中受伤同学血衣数百件，会场张贴 “血淋淋铁的事实”七字横幅。
从历史的长程视角考察，一二·九运动可以理解为由华北危机引发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阶段。此前，以平津为中心兴起的反对华北自治风潮已经风起云涌，青年学生的示威游行活动将这一运动引向更广泛的领域，标志着全国抗日救亡新高潮的到来。
一二·九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运动
一二·九运动既是一场北平大中学生组织起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思想运动。如果追索一二·九运动爆发的思想渊源，当时流行于北平学生界中的左翼思想是重要的线索之一。1926年前后，伴随国民革命的兴起，左翼思想开始在北平一些大学中风行，青年学生是传播左翼思想的重要载体。进入30年代之后，左翼文化运动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一些大学教授和知名作家也参与进来，创作革命文学作品、创办刊物、组织社团等。
高校始终是左翼思想传播的重要阵地。1933年至 1934 年间，中共地下党组织先后在清华大学发起成立“三三读书会”“现代座谈会”等读书团体，组织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据学生领袖蒋南翔回忆，他就是在参加了这些组织之后开始研读大量左翼书籍，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1935 年《清华周刊》 也被一批进步学生掌握，刊发了大量时事报道、评论，展示出日趋鲜明的左翼色彩。担任过编辑或撰稿人的清华学生蒋南翔、姚克广、赵德尊等人后来都成为发动一二·九运动的核心力量。
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大学，国民党官方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及课外活动干预较少，校园内部环境相对宽松，为左翼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1935 年华北危机爆发之后，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办的《燕大周刊》连续组织发表了“抗日问题专号”“法西斯问题专号”等，一些学生领袖甚至公开批评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政策，在校园内部形成了比较强大的抗日宣传舆论攻势。
北平师范大学也是30年代北平左翼思想研究与传播的重要基地。北师大校内建有中国共产党地下支部，国文系学生周小舟担任支部书记，兼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后来成长为中共北平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校内一批左翼教授如杨秀峰、徐冰、黄松龄等也在课堂上讲授、传播马克思主义，对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为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北平学生走向救亡前线
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邀请北平学生代表南下南京进行对话，北平军分会主席何应钦下令让北平学生提前放假，希图使学运组织瘫痪。如何应对国民政府以及北平地方当局的分化举措，在运动高潮之后保持革命热情不消退，保证学生队伍不被瓦解，成为摆在一二·九运动组织者面前的重大挑战。
为延续革命火种，在上街请愿、游行示威的高潮过去之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北平学联领导人姚克广、黄敬、蒋南翔等人在非常不利的局面下筹划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偏僻村镇进行宣传。此举一方面可以将学生组织保持下来，继续培养、锻炼队伍，另一方面也可以发动民众，唤醒民众，将抗日救亡的火种扩散到更广泛的民众中间。这一转向虽有其不得已的缘由，但对于学生思想的转化以及斗争方式的调整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下辖四个团，分三路，主要由平津各高校学生组成。1936年1月初，他们从北平出发，大多采取徒步方式，在非常艰苦的生活环境和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在将近三周的时间里风餐露宿，行进几百公里来到河北固安、任丘等地，深入华北腹地宣传抗日救国思想。1月中下旬，几路团员先后返回北平之后仍旧没有解散，而是在此基础上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1936年2月1日，民先队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斗争纲领》《工作纲要》《组织系统》《规约》等文件。大会选举了民先队的领导机关——总队部。
民先队是一二·九运动的产物，也是一二·九运动的延续。作为一个以抗日救国为主旨的青年组织，民先队成立后很快向华北乃至全国发展。他们摒弃了以往比较单一的请愿、罢课与游行示威的形式，采取了更加多样化的斗争手段以及实事求是的工作策略，中心任务是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提升队员自身的政治、军事素质。由此，民先队也成为了引导青年学生参与实际斗争，接受集体主义教育的集合体。
樱桃沟镌刻“保卫华北”的决心
1936年暑假是民先队建立之后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总队部专门制定了暑期工作大纲。一方面，总队部利用队员放假回乡之机，将组织向全国拓展，一些外埠青年救亡团体也来到北平，请求与总队部建立联系并予以指导，天津、武汉、广州等地相继成立民先队分部，甚至巴黎、东京也出现了“民先”组织，到 1936 年底队员已经发展到 6000 多人，织就了一张比较庞大的网络。另一方面，民先队联合北平学联在西山卧佛寺、樱桃沟、大觉寺、周家花园一带举办了几期夏令营，参加者主要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其中大部分是民先队员或中共学生党员。夏令营实行准军事化管理，主要目的是让队员接受集体生活的锻炼。营内生活内容安排非常充实：晨起后多以爬山代替早操。早餐后是演讲会，左翼教授如杨秀峰、黄松龄、施复亮等讲授时事政治，分析抗战形势，总队长兼军事教官白乙化阐述军事理论、军事战略等问题。下午主要进行军事训练，分敌我双方，展开游击战、伏击战、攻防战、遭遇战等军事演习。晚上，营员们围在青石旁，举行政治理论讨论会，并演出救亡戏剧等，同时还印发《行军日报》。第一期夏令营期间，清华大学学生赵德尊与北京大学学生陆平共同在当时夏令营活动的中心地——香山樱桃沟的一块巨石上镌刻了“保卫华北”四个大字。
1974年8月，陆平的儿女根据他的描述在樱桃沟重新发现了这块石刻。1983年12月8日，首都青年学生在樱桃沟举行了一二·九运动48周年纪念会，并对“保卫华北”石刻进行了整修。1984年12月8日，在“保卫华北”石刻原址处开始建设一二·九运动纪念亭，一年后正式落成，成为香山地区中国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遗迹。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反对日本侵华的浪潮中，北平学生走在了全国前列。如今，“保卫华北”石刻依然屹立在香山脚下，依然激励着当代青年。
（本文转自前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