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大学读巴金

杨建民

去年六月,许渊冲先生以百岁高龄辞世。他的文学,尤其是翻译成绩,受到人们尊重。他在“西南联大”求学时的日记,也受到了更多希望了解那所抗战时期的神奇大学,也欲了解作者的读者追捧。

笔者购存这册《西南联大求学日记》,冲着作者,更主要是冲着“西南联大”。因为与西南联大同时成立的“西北联大”,设在了笔者的家乡汉中,研读了解时,比对西南联大,是很有意思的工作。

翻读“日记”,在许渊冲的“大一”期间,尽管他是外文系学子,可中文书读得颇多。其中,巴金的著述以及译作,出现的次数很不少。这对了解当时学生的课外阅读和思想,了解巴金在青年中的影响,还是十分有意义的第一手资料。

书比蛋糕味更长

许渊冲的求学日记,如多数日记一般,并不周全。有时详细,有时简略,许多时日,大约因为匆忙或其它因素,失记的情况也不少,由此可看出人们共性的地方。

现存日记中,最早出现阅读巴金作品,是许渊冲入学后不久的1939年1月30日:“晚饭后读巴金的《春》,我发现要读的书太多,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之生,求无涯之知,即使一天到晚求知,时间也不够用,何况还要劳逸结合?在我看来,求知是要求乐。如果知而不乐,那应该何去何从呢?”许渊冲此时,年龄不到18岁,青春洋溢。巴金的作品,对于青年,是极富吸引力的。当时巴金这册《春》,许应该是在图书馆借读的。因为当天日记中,他写道:“上午在图书馆读英文本爱伦·坡的故事……下午读英文本《圣经·旧约》,想了解西方人为什么信基督教……”在他的行囊里,没有巴金这册书的记录。

到了2月1日,日记中再次出现巴金著作:“读鲁迅翻译的《死魂灵》第二部。果戈理努力要创造一个正面人物,结果却失败了。巴金的《家》也是一样,他想把觉慧写成一个理想的人物,但是写得太完美了,反而不像一个青年人。因此我想到:写反面人物容易,写正面人物却很难。为什么呢?”许渊冲的说法,虽然率性,却表达了那个年龄段阅读的直感,还是可以作为参考的。拿刚阅读的果戈理作品与巴金作品人物相较,看来《家》并非当日所读,应该是先前读了,印象深刻,此时随手拈来。由此可见,许渊冲阅读巴金,应该在大学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2月13日,日记中这样记述:“读鲁迅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两章。上街去买东西,看见奶油蛋糕,既好看又好吃,但是价格太贵,并且吃完之后,什么也没有了。于是买了一本巴金译的《秋天里的春天》,这是树椒介绍我读的,读了还可再读,比蛋糕味更长。”(“树椒”是许渊冲中学同学王树椒。)

购书前面的思想活动,可见当时学子虽然生活艰苦,但在读书和满足口欲取舍时,还是更注重精神食粮的紧要和长久性。此日记出版之时,许渊冲对这一节进一步加以解说:“联大图书馆有两套《鲁迅全集》……我记得《毁灭》是在南院读的,译文和《死魂灵》一样生硬,但是人物写得生动,读后还记得内容的大概,巴金的译文比鲁迅流利多了,但是《秋天里的春天》讲的什么故事,我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我觉得应该把他们的优点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后来要做的事。”

读巴金像泛舟

购书第二天,许渊冲即开始阅读:“读巴金译《秋天里的春天》,译文流利,但是不能进行还原翻译。不如巴金写的《新生》和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更容易翻译成英文,可惜这两本书都留在赣州洵兄处,没有带来昆明。”这里所说“不能进行还原翻译”,是其手头有《秋天里的春天》的世界语原本吗?应该不是。因为当时许渊冲还没有学习或接触过世界语(后面日记有反映),他应该是由“译文流利”推测而来。此外,在大学之前,他就购存并读了巴金的《新生》,甚至说到此书“更容易翻译成英文”。这个尝试,许渊冲第二天就开始进行。

第二天(2月15日),许渊冲日记是这么三句:“读鲁迅《集外集》。逻辑考试得80分。翻译巴金《新生》序言一页。”头天说巴金此书容易翻译,今天真动手了。翻译依据原本,应该是从同学处或图书馆借得,因为他自己的一册,留在了赣州。虽然翻译巴金序言,仅记此一笔,可许渊冲对巴金作品的好感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在近年此日记出版时,许渊冲还对《新生》有较深印象:“巴金的《新生》我只记得一句引自《圣经》的话:一粒麦子活着只是一粒麦子,死了却可以生出许多麦子来。这是鼓励人们为了新生,可以作出牺牲的名言。巴金的小说多谈恋爱与革命。什么是革命呢?在他的名著《家》中,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家庭,这好理解。但《新生》中革命的对象就不那么容易捉摸了。这就说明了我当时的思想水平。”看来,亲自动手翻译,留存的印象会持久深刻。

年轻的心,常常随风飘忽。这次翻译了巴金作品序言后许久,许渊冲又是四下阅读。直到4月22日,日记中又出现巴金名字:“买巴金的短篇小说集《将军》,这是国文课指定的课外读物。”从日记记述可知,“大一国文”课,由“中文系教授每人授课两周”。教授朱自清是之一,陈梦家亦是其一,作文由浦江清教授批改,其他人尚未出现在日记中。尽管不能肯定巴金短篇小说集是哪位教授指定为课外读物的,但巴金作品在当时学院中的影响,由此还是能看得清楚。

到了5月21日,尽管“寝室里别人说话吵得你不能读书,一个人一间房,回忆又在你脑海里跑马了。”“但还是一口气读完了巴金的《雾·雨·电——爱情三部曲》(200-524页),写一群青年为信仰而牺牲,内容比《家春秋三部曲》革命性更强一些。”“有的批评家说得好:‘读茅盾的文章,我们像上山。沿路有的是瑰丽的奇景,然而脚底下有的是绊脚的石子;读巴金的文章,我们像泛舟,顺流而下,有时连收帆停驶的工夫也不给。’说得不错。读后我想在书上题几个字:‘事业的安慰才是真正的安慰,爱情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点缀。’”这段话,虽然感触不够深刻,却是一个学子认真阅读了巴金作品,并将前后观感进行比较得出的。一个十八岁的学子读巴金的感想,还是值得珍视的。

与巴金见面

当年(1939年)6月10日,许渊冲将包括巴金作品在内的几部书,寄去了家乡友人处:“《雾·雨·电》《秋天里的春天》《踪迹》寄去赣州洵兄。”一部巴金创作(《雾·雨·电》),一本巴金翻译(《秋天里的春天》),看来此时学生手头书虽然不多,可巴金的著译,青年还是喜爱阅读的。《踪迹》是朱自清的一本散文集。许渊冲买到此集后,还请教授朱自清亲自签名题字。这样的“近水楼台”条件,一般读者不易得到。再往后,7月8日:“晚上买朱光潜《文艺心理学》,Turgeniev's First Love(屠格涅夫小说《初恋》,丰子恺的英汉对照本),巴金译的A.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有书可读,又有时间,非常高兴。”购到巴金翻译的《丹东之死》,何时阅读,阅读情形,日记中未见记述。

寄走了巴金著作及译作,成了一个收束归拢的表示。许渊冲“大一”阅读巴金作品,似乎到此告一段落。后面肯定有阅读情形,不过没有记录下来。虽然许渊冲大学后来几年,没有阅读巴金作品或翻译的记述(他的日记,极不周全,有两年都是从10月份才开始记起,中间缺失的时间很长。所以我们不好说没有读过巴金作品,只是说没有记录罢了),可他却与巴金,有了直接交往的机会。

1940年8月10日:“巴金先生来联大看他的未婚妻陈蕴珍,就是比我低一班的萧珊。在我们同班的卢福庠陪同下来到师范学院开座谈会,我和万兆凤等几十个人参加了。”“他(巴金)穿蓝布长衫,非常朴素,说一口四川话,非常随便。但对文学青年很热情,说话很谦虚。他说:‘我不懂文艺,只知道写我所熟悉的东西。现在写得不好,几十年后生活比较丰富,思想比较成熟,或者可以写得好些。先要做一个人,才能成为一个作家。外国作家我喜欢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请他(巴金)题字,他为每个人都写了一页。”许渊冲还给巴金提了一个问题,即普希金小说《杜布罗夫斯基》中主人公的情人为何要嫁给老公爵?巴金回答是宗教的关系。许渊冲听了,不太满意。当然,他也知道,自己“对西方不太了解”。这次许渊冲见巴金,留下很好印象:“他(巴金)对每个人的问题都详细回答,对青年人真好。”

仅从当时的日记看,巴金作品在青年学子(购存阅读),甚至教师(指定巴金作品为课外读物)中,影响很大。“西南联大”,存在于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这个时段,学子老师们的阅读状况,许渊冲的日记中留下了真实、可供研究者应用的资料。作家巴金作品,这个时期依然为读者喜爱,可见这些作品与当时人们的抗敌心情合拍。这一点,往深处说,亦可成为作家作品可否经受不同时期依然“耐读”的一个检验标识。这是笔者记述许渊冲“大一”阅读巴金作品的一个重要缘由。当然,仅从不完整的日记看,后来数年,许渊冲没有阅读巴金作品的记述,可从他的阅读书目看去,由于他读的是外文系,随着时间推移,老师布置的阅读作品,以及他自选的阅读作品,大都是外文原版,这应该也是许渊冲很少阅读本国作家作品,未再记述阅读巴金作品的具体背景。 

(原文刊载于《北京晚报》2022年0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