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元:计算机事业的一段灿烂人生

王春元

编者按:本文为王春元先生(1932--2022)原作《DJS-130及其H761往事回眸》。他是中国文革前加入计算机专业学习的近7000名本科生中的普通一员,也是其中2601位清华大学学生中的普通一位。他在清华生活了18年,正是这18年的培育和熏陶,使他有了一次连续跳跃的追求与能力,在中国计算机跃入系列计算机的战略中不仅自己争取加入到了联合设计的队列,还将130系列机引入苏州生产,并构成计算机系统率先进入海关应用,这一切成为他的一段灿烂光辉的人生,也是中国计算机事业中的一段艳丽辉煌!

本文多有技术描述,但是希望非专业的读者略过技术细节,读出中国计算机人的创业追求和他们踏踏实实前进的每一步的付出与成功后的喜悦,看到中国计算机前辈们的优秀品德和学识,看到创业的艰难困苦和不断前进的历程,感受到王春元先生无愧于一位典型代表,并以此篇文章的重发深切纪念王春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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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清华大学计9班(1959届)毕业合影,前排教师(右三向左)依次为:童诗白、周寿宪、钟士模、金兰、章燕申、唐泽圣、吴麒。学生王春元(二排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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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之后,1963年计算机专业毕业合影,王春元已经坐在教师的位置上了。二排左4起,教师胡道元、周寿宪、钟士模、金兰、房家国、郑衍衡、汤弘寿、谢树煜、王春元、林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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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华大学同学研究生华平澜(左)合影

作者前言:1972年6月,我离开清华大学到苏州,正值苏州计算机产业创建时期。我在苏州工作期间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以参与DJS-130联合设计为契机,将DJS-130引入苏州,并付诸生产;二是承接了海关总局的H761项目,以该项目为契机将DJS-130构建成可支持事务处理的多用户系统,并在深圳海关和拱北海关分别付诸应用,开创了我国海关使用计算机的先例。这两项工作曾分别获得全国科学大会优秀科技成果奖。

DJS-130对苏州计算机产业的起步与发展曾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我认为DJS-130联合设计的历史意义可从三方面去认识:

(1)曾经有过的技术创新;

(2)曾经对我国计算机产业发展有所推动;

(3)在各个行业中曾经见到应用成效。

为此,尽力追忆我所经历的关于DJS-130与H761的故事,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佐证联合设计的历史作用。此外,我还认为DJS-130在联合设计的工作之后,在一个历史阶段内,还有很多人为之做出贡献。有人为之完善,有人为之提高,有人给予支持,有人付之实用,也是他们掀起了DJS-130曾经的兴旺。H761亦然。所以,我自然也会追忆到曾经与我共同奋斗的同事们,并寄托我的怀念之情。

DJS-130外部设备的联合设计

根据四机部DJS-130机联合设计组的布置,有关外部设备控制的接口设计是由外设小组实施的。其成员也是由各参与联合设计的单位派出,具体有:清华大学的王孝良、天津无线电研究所(后为天津计算机研究所)的黄宝良;北京无线电三厂(后为北京计算三厂)的赵振武、高林祥和王义芳;上海无线电十三厂(后为上海计算机厂)的杨英俊。此外,还有一位江苏无线电厂(后为江苏计算厂)派出的人员,很抱歉记不起他的名字。而我则代表苏州无线电厂(后为苏州计算机厂)参与,时任外设小组组长。

我担任组长是因为我在清华大学前期研发的911中大型机及其嗣后研发的112晶体管小型机中,主要从事外设方面的工作。之所以提及112机,是由于我认为DJS-130在一定程度上也吸取了112机研制经验,至少在外设上是如此。

由于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外设产业的基础能力尚很薄弱,联合设计组确定了如下原则:DJS-130试制样机的外设只能先行以电传打字机、光电纸带输入机和纸带穿孔机作为基本配置;外部存储设备如磁盘机、磁带机及快速行式打印机则留待以后扩充。因此在联合设计的整体工作中,外设的设计工作相对来说不存在特别的技术难点。

但是,DJS-130的外设控制结构较我国前期研制的计算机是有所突破的,诸如I/O(Input/Output,输入/输出)总线、中断机制、DMA(Direct Memory Access,直接内存访问)机制、以及外设控制器相对于主机独立的模式等都属当时先进的理念,有利于外设与主机之间进行并行处理,也有利于产业分工。这些结构至今仍有沿用,万变不离其宗。

值得一提的是电传打字机的采用。这是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112机的成功经验。较之前的控制台操作,它支持字符的输入输出,使人机交互方式有了根本性改变,可以认为是现在计算机终端的雏形。但遣憾的是限于当时条件,我国的电传打字机编码没有与国际标准相符,结果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为DJS-130软件开发与配套增加了难度。在当时环境下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在现今开放的年代,这种情况就不大可能发生了。

在DJS-130联合设计后,外设的扩充工作留给各有关生产单位,这就存在统一接口标准问题。从产业的角度考虑,既要防止各厂的产品各异而影响应用推广,又涉及到后续的外设产品与之配套。原四机部负责协调工作的陈正清有所预见,要我继续承担联合设计后的外设接口协调工作,并为此向有关单位发文,提请重视。后来,我在有关单位的配合下,对打印机与磁盘的接口继续为以后的联合设计做了一定的规范工作。

此外,四机部标准化研究所也给予了支持,拟订了计算机与打印机接口的部颁标准,其中吸纳了DJS-130外设的结构特点。这可能是我国有关外设接口的最早一项标准。

在外设联合设计工作中,我们组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勤奋工作。彼此相处融洽,没有任何隔阂。能力与经验虽有参差,但都能互相帮助,在我们组中,黄宝良有良好的技术基础,且具稳重、诚恳、踏实的个性,是组中的关键成员。高林样则是最年轻的一员。他勤奋好学,在组内做了很多工作,后来成为北京计算机三厂的技术骨干。

在这样的工作集体中,我们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就以高林祥来说,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仍与我有着联系,给过我不少帮助,却还逢人称我为启蒙老师。虽我视之为戏言,但又感其义重。

而至今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我曾经的清华大学同事与至友王孝良在联合设计后即因病离世。他曾在苏联某研究所工作过(1960年归国),是我们组中最有经验的成员。现在想来,实际上那时他已是在抱病工作。他为国家、为联合设计做了最后的贡献,挥袖西去,带走的或只是一朵彩云。(一)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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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电子部负责100系列机联合设计组织工作的陈正请处长(左)合影,陈正请在王春元这一阶段的两个重大工作中,都给予了决定性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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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元先生自1954年就读清华,在北京生活了18年,正式告别北京是1972年。2009年回到清华,参加DJS-130机联合设计35周年纪念活动,会后留影再次告别北京。


王春元,籍贯浙江余姚,1932年8月15日出生,1951年前国立华东工业部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毕业(三年制),1959年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专业毕业(五年制),2022年5月30日在上海去世。

1948年6月—1951年6月前国立华东工业部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学习,1951年6月—1954年6月国营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工作,1954年6月—1959年6月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专业学习,优秀毕业生,1959年6月—1972年清华大学计算机教研组。1972年6月-1980年苏州计算机厂,1980年-1992年长江计算机集团,1992年-2012年上海广域信息网络公司。

曾任电子工业部计算机科技成果评审员;上海计算机学会常务理事、学会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应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软件行业协会DG应用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微机应用学会秘书长;上海软件行业协会理事;上海计算机用户协会副理事长;上海高档微机协会、上海IBMPC用户协会顾问;微电脑应用学会理事,学会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参与DJS-130计算机研发荣获1978年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参与H761计算机系统开发荣获1978年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转自“计算机六十年”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