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承邺 叶秀粦
1930年在清华合影，左五为梁方仲、左九为冯秉铨
在清华时先父已与王力伯伯认识。而冯伯伯更是先父同级不同系的同学，在校时已相当稔熟，1944—1946年他俩又在美国哈佛大学一起生活学习，可谓相交甚深。两位先人已经作古，但他们的母校——清华，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的后人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生前死后皆同学”的情谊将渊源流芳。
冯秉铨伯伯自上世纪30年代大学毕业后，一直服务于岭南大学和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是我国极负盛名的电子学家；先父梁方仲则于1949年2月始来岭南大学（1952年转入中山大学）执教。两人在粤共事生活前后达20余年。虽然两人所从事的业务领域迥异，一是自然学科，一为社会学科（经济、历史），他俩间却交往不断，友谊深厚，甚值回忆缅怀。兹录下若干献,以飨校友、读者。
史学研究会同仁，左二为梁方仲，左四为罗尔纲，左五为张荫麟，左六为吴晗，左八为汤象龙
冯伯伯力荐先父来岭南大学
1948年8月时任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王力伯伯曾致函先父，云：
一别经年，近维事凡如意为颂。弟本学期转入岭南大学仍负责文学院，因新校长陈序经兄系弟旧交，故邀来相助。此间有清华同学冯秉铨、陈汉标、容启东诸兄，相见甚欢。秉铨兄现任教务长，极为陈校长所器重。文学院共有六系：（1）中文，（2）英文，（3）历史政治，（4）经济商业，（5）社会，（6）教育。其中以经济系为人数最多，共二百余人，占全校人数四分之一，全院人数之大半，而教授仅只四人，现拟增加二三位。弟与秉铨兄极力推荐吾兄。序经先生亦表示十分欢迎。现粤人在京沪者多有南返意，不知吾兄亦有此意否？功课以中国经济史为主，其他各课候兄愿来兄再商。关于待遇方面；大约在港币四百之以上。岭南房屋缺乏，然兄肯来，当尽量设法也。尊意如何，盼早日赐覆。
耑此拜恳，即颂研祺
王力手上
卅七、八、九（1948年）覆示请寄：广州岭南大学东南区住宅五号
[按：此信载梁承邺《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83—190页。陈汉标（1906—1982），广东兴宁人，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毕业，留清华心理学系和西南联大任教。美国爱荷华大学博士，回国后在岭南大学任教授。院系调整后到华南师范大学任教授。容启东（1908—1987），广东香山（今珠海）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历任西北大学、岭南大学生物系教授。1951年香港大学植物系高级讲师，系主任。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第一副校长。香港太平绅士。]
王力于1926年（民国十五年）考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赵元任。国学院有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王力伯伯跟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学语言学。国学院毕业后，王力伯伯接受赵元任的建议，去了当时世界语言学的中心——巴黎。
1927年（民国十六年），王力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研究实验语音学。在巴黎期间，深受其老师房德里耶斯和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的影响。1931年（民国二十年），他以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获法国文学博士学位。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岭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语言学系主任。
在清华时先父已与王力伯伯认识。而冯伯伯更是先父同级不同系的同学，在校时已相当稔熟，1944—1946年他俩又在美国哈佛大学一起生活学习，可谓相交甚深。回国后，他们又一直保持联系，知道彼此动向。当岭南大学经济系须补充教授时，冯伯伯脑子里检索出先父的名字和形象，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之事。可以说先父到岭大任教，与冯伯伯的力荐自然极有关系。
共事切磋于岭大
据笔者了解，在岭大三年半有多的时间里，先父在维持、加强岭大经济商学系的师资力量，创建岭大首个经济研究所，复办《南大经济》杂志等方面作出了令人称道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了先父与其同事们辛勤努力克服困难的付出，更与当时岭大校、院领导——陈序经伯伯（校长）、王力伯伯（文学院院长）和冯伯伯的首肯和大力支持戚戚相关。据先父讲，当时冯伯伯是主抓科研教学业务的教务长，以上所举的事情他甚为用心，助力很大。
最近，我们在整理出版《梁方仲遗稿》时，找到了一封冯伯伯致先父的短简，颇能看出，他俩这对同学尽管专业学科不相同，但是坚持学术切磋的传统却不曾改变。
冯秉铨、高兆兰给梁方仲的短简
冯伯伯给先父的短简谈到了几个名词的中英文意思和翻译，估计先父当时开“中国经济史”课程时需用到这些词，因解放初期有关专业英中词典甚缺，为严谨准确，故请教冯伯伯。
笔者在清理先父《梁方仲遗稿》时还发现一份冯伯母（高兆兰）送给先父的其1953年4月所编《光学讲义》第五章，内附一短简：
烦送交梁方仲教授指正。墨晶有关光学各种解释，只写成笔记未印出，不久印出后再请指正。高兆兰同样看出学人间交往的墨足所在。
陈寅恪和王力（右），1949年摄于岭南大学九家村“仰光屋”陈寅恪寓所前
笔者尚记得，大约1950年，我家从岭大九家村搬至模范村，与冯家只隔一家之远，其间冯伯伯与先父经常串门，可说乃老同学情谊所致。其中一事，笔者印象尤深。1950年暑假，父亲参加岭大一个赴京小组，调查了解京城高校教学 （教材）有关问题。先父走后先母与先祖母发生严重口角，颇有不可开交之势（这应该是婆媳之间难以避免的家务琐事），住在附近的冯伯伯，几次过来规劝，使我家婆媳口角平息。那时笔者年纪尚小，但冯伯伯关心我家的情景至今未忘。先父返穗后，曾向家人表示，幸得老同学的帮助。
分隔两地仍联系不断，友谊甚笃
1952年秋广州高校院系调整，冯伯伯被调去筹建新的院校——华南工学院。石牌华工与中大康乐园相距近20公里，冯伯伯一个星期才回康乐园两天，平时两人又各忙各的，难得有相见的机会。他俩的交往随之大为减少，不过仍未中断，却更显真挚。
先父从1957年开始有在案历上记事的习惯（当然并非每天记，其中，1960年便缺记）。现查看其《案头日历记事》，和冯伯伯交往的有这样几则：
（1957年）11月24日 下午与秉铨夫妇在南方大厦吃饭
（1958年）2月23日 全家照像
（1961年）1月30日 冯秉铨夫妇来
（1964年）2月16日 秉铨来谈至晚十时许始去
2月19日 给高兆兰母亲拜年，留谈一小时许
（1966年）1月26日 秉铨来访
以 上 其 中 两 条；57、58年记事甚值书写。
反右鸣放时，冯伯伯因一句“运动之风何时去，学术之风何时来”（其实此话最先并非出自其口），当时被某些人斥之为典型的右派言论，欲加之罪。后来，冯伯伯虽逃过戴“右派”帽子之劫，却仍被划为“内定右派”，处境甚受影响。先父虽知道此事，却从未与冯伯伯疏远，反而在反右运动高潮（接近结尾）时的1957年11月请冯伯伯夫妇于南方大厦用膳。
1958年，冯伯伯夫妇在我家聚会后，大家拍照留念。据冯高义分析，当时相机是冯家的，手执相机者分别是冯伯伯和冯伯母。从这些事可看出，特殊历史情况下我们两家的亲近关系和互勉共渡时艰的具体场景，甚堪留念作证。
1958年在梁方仲家聚会后的留影，中间为梁方仲母亲，右为梁方仲，后排左一为高兆兰
“生前死后皆同学”
环顾历史，冯伯伯与先父之交往，可用“生前死后皆同学”一话来形容。1978年7月29日中山大学在中大大礼堂为先父等18人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冯伯伯从石牌赶来参加，他特意来到笔者面前，脸色沉重但亲切地要我们节哀并嘱咐要照料好家庭。生前同学痛悼逝去同窗挚友的情景，笔者感动不已，至今难忘。
或许有一事应该特别一提。历史后来把这两位清华同学在一个十分庄重的场合再次“召集”到一起，展现了“生前死后皆同学”之动人一幕。
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在该校“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电视台”的“清华人物栏”中，他俩又“相聚”在母校。该栏列出（介绍）的清华人物共20位，代表了百年清华各领域的杰出人士。这20位分别是：朱光亚、冯秉铨、华罗庚、彭桓武、邓稼先、侯德榜、赵萝蕤、钱锺书、陈寅恪、范敬谊、吴阶平、冯友兰、季羡林、钱三强、梁方仲、朱自清、梁启超、梁思成、俞平伯、王明贞。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在“清华人物栏”介绍的20位百年来清华各领域杰出人士
在20位校友的介绍中，对他们俩的介绍分别是：
梁方仲：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奠基 当经济史学界一窝蜂地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争论不休时，他却相信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必须从整理基本的资料，尤其是基本的数据开始，进而把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花在了当时没有任何人重视的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去，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计量化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冯秉铨：愿得英才三千数春蚕丝尽方长眠 他少年得志，
被视作哈佛的学术新星，却选择孔雀东南飞，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当个“穷教书匠”；他在“文革”中备受迫害，却从未向人抱怨，还以“老牛不怕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为座右铭；他的振荡理论本可发展出更多的可能性，但为了培养学生，他却自愿搁置自己的科研工作……
两位先人已经作古，但他们的母校——清华，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的后人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生前死后皆同学”的情谊将渊源流芳。
（转自文汇学人，2019年0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