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期威（清华物理系49年毕业）

    1999年1月15日9时50分，武衡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这个消息来的很突然。前十多天我还和老韩同志（瑞芳，武衡同志夫人）通过一次电话。她在深圳告诉我，武衡同志的病情稳定，前不久还抱病赴香港主持了‘98世界华人发明博览会’。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几天有这么大的变化。1997年的6月29日，我和老伴赵光曾去北京看望他们俩时正是香港回归的大庆日子。他深情的回亿起三十年代在清华地质系学习的日子。那时正是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刻；他关心国家的命运，毅然投身于‘一二·九’运动。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香港回归，他兴奋不已。他给我们唱起了‘五月的鲜花’；而且在晚餐时建议大家喝酒与我们和家人一起庆贺。

    武衡同志（清华地质，36）是我毕业后见到的第一个老学长。1949年的9月，我年级（清华49年毕业）严行健（物理），王恕铭（物理），姚卫薰（物理）和曹荫之（机械，47年毕业），何宗强（物理），杨行简（机械），周树强（地质）和我响应中央关于支援东北建设的号召参加新中国第一批东北干部队到了沈阳等候分配。行健，卫薰，荫之和行简分配了到鞍钢，恕铭和宗强分配了到东北工学院；树强和我则被分配到东北科学研究所（长春）。树强后来又进一步分到地质调查分所，实际上和我不在一个单位。当时陈篪学长（物理，48年毕业）早已在鞍钢；西南联大学长杨德新（物理，46年毕业）也已在东工；只有树强和我各在一个单位，不免感到有点孤独。到了长春才发现我们的所长武衡（清华地质，36），副所长佟城（北大）都是‘一二·九’时代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一下，我好像遇到了亲人一样。武衡同志亲自和我们个别谈话，分配工作。我被排到最后。他开头就问我：“你是清华来的吗？听说北平解放时清华有100多个地下党员。北平还演过‘白毛女’。”的确，我记得1948年暑假，在助学运动中我看过同学们演的‘白毛女’；不过，当时改了一个名字，叫‘年关’。这一番话一下子把他和我拉近了不少。他要求我在所里做科学组织工作。这本来是我不愿意的，也不是我的特长。可是，经过他从政治任务的角度说服。我也就接受了。此后，我当任过多年的科学组织工作，从专职到兼职一直到1966年。1956年，他曾经向金属所党委书记高景之学长（北大中文，36）提出调我到科学院去搞长远规划；高没有同意。80年代，他还一度再想让我去北京搞科学组织工作；但他不知道我那时已经年过半百了。

    武衡同志是一个实干家。他把自己的一生无私，无畏，无悔地献给党和人民，献给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并为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葛庭燧学长（清华物理，37）在金属所做报告称他是又红又专的典范。《武衡同志生平》中列举了二十多件具体功绩。我知道的是1953年，他为了促进东北工业的迅速发展，先后负责筹建了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土木建筑所、林业土壤所、石油化工所、应用化学所等，大大加速了东北分院的发展。这些所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骨干；有的研究室也成为发展高新技术的种子。1952年，我被调到金属研究所。我在金属所一干就`47年。从此，我和他在组织关系上就越来越远了。

    在他的《科技战线五十年》中，他谈到1949年不愿意重返科技战线。因为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时，自然科学技术界的一场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大争论对他的印象太深了。他认为那时虽然严历地批判了脱离实际的倾向；但又滋生了否定理论的另一极端。他当时是被划到‘脱离实际’的一类。他不愿意再次陷入这个是非不清的领域。但是，1949年，他还是服从了组织的调动。在东北科学研究所，他提出了从经济恢复中找课题，试行合同制，科研计划制度，成果推广，工业化等一系列制度。到1953年，东北科学研究所已经获得主要研究成果60余项，如：高炉砖试制，锋钢锻压比，寿王坟铜矿选矿，合成橡胶，大豆根瘤和水平磁称等。可以说都是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然而，当时来自领导的意见却说：‘水平太低，没有多少学术价值。’这时，他觉得重返科技界以前所担心的“争论”又来了。但这次他是被推到了‘忽视理论’的一类。从延安整风到现在的50多年里，两种倾向的争论的确又曾反复过多少次。也许以后还会继续争论下去；但希望一次比一次更符合实际，更认识深刻。

    武衡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留下来的《科技战线五十年》，《无悔》和《服务与求索》是三本在科技组织工作上奋斗一生的真实记录。他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写于1999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