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素见情怀——从闻一多致游国恩信函看两位先生之交谊

马庆洲

游国恩、闻一多两位先生同庚,皆生于1899年。他们曾三度共事,在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探究中,建立起深厚的君子之谊。闻先生现存书信215封,集中收于《闻一多全集》第12卷,其中致游国恩先生的有8封。这些信函不仅包含着丰富的学术信息,更见证了两位先生的友谊。

游国恩先生早年熟读经史及《文选》等传统经典,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1922年入北京大学后,很快便走上了古典文学研究的道路。大学二年级,开始研究楚辞,撰写了《楚辞的起源》,并在《国学月报》1925年第2期上发表。随后又发表了论文《荀卿考》《陶潜年纪辨疑》及专著《楚辞概论》,由此奠定了一生的学术走向。尤其是《楚辞概论》的出版,使其一举成名,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将《楚辞概论》列入参考书目,进一步提高了该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部被后人誉为“楚辞研究史上传统观点和现代方法之间的分水岭式的著作”(沈玉成、高路明:《楚辞研究的集大成者游国恩》,见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确立了游先生在楚辞研究领域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

1928年8月,闻一多先生就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延揽人才是其重要的职责之一。通过《楚辞概论》,闻先生深知游先生在《楚辞》研究方面的实力,便有意邀请他到武大任教。从他们的求学时间及经历来看,二人之前并没有交集,原本不相识。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那就是胡适之。胡适先生1917年出任北大文科教授,是校内风云人物,是年轻学子敬慕的导师,时在北大读书的游国恩,曾登门请教。胡适在1923年12月12日曾记“陆侃如与游国恩来谈”(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4册,联经出版社,2004年)。正是通过胡适,闻一多联系到游国恩,聘请他出任武大教职(此据游宝谅女士讲述)。1929年8月,游国恩先生到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讲授《楚辞》和中国文学史。据现有资料,这是闻、游二先生订交之始。

1930年6月,由于人事等方面的原因,闻一多先生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一职。“离开武大之后,暂时住在家里,没有做事。常和武大同人游国恩先生通信”(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见《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其时,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9月,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1958年秋,迁至济南)即将完成筹备工作,经蔡元培先生推荐,1930年5月,杨振声被任命为校长。杨振声效法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科学民主、学术自由,并打破门户之见,选贤任能。他亲赴上海,延揽人才,面请闻一多和梁实秋到青岛任教。梁实秋有《忆杨今甫》一文,生动地回忆了杨振声游说他们二人的情景。8月,闻先生携眷至青岛。9月,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闻先生受聘为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学系主任。此时,闻先生仍念念不忘在武汉大学的游先生,向其发出邀请。游先生接受了邀请,1931年,到青岛大学任讲师。此外,老舍、沈从文、丁山、洪深、方令孺、陈梦家、萧涤非等众多时彦,也先后到校任教。小鱼山畔一时名家云集,初步奠定了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学术声誉。

在青岛,两位先生再度共事,并同住一座楼。闻住楼上,游住楼下,两人得以“早晚谈论《楚辞》《诗经》”(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1932年夏,受学潮等影响,闻先生离开青岛,8月,应聘为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游先生则继续在青岛大学任教,直至1936年。

在暌违之后的数年间,两位先生的学术交流并未中断,而时常书信往返,讨论学术问题,并互寄自己的文稿。可惜的,现在能够看到就只有这区区八封,而游先生的信,则未见踪影(以下所引闻先生致游先生信,均出自《闻一多全集》)。

1933年夏,游先生本有计划到北平看望闻先生,闻先生接信后十分兴奋,于7月2日回信说:“阔别经年,屡承垂问,私心感慰,曷可言状。……弟下年讲授《楚辞》,故近来颇致力于此书。间有弋获,而难疑处尤多。屡欲修书奉质,苦于无着手处。今得悉大驾即将北来,曷胜欣忭!惟盼将大著中有关《楚辞》之手稿尽量携带,藉便拜诵。他无所需也。兄来平后,当然下榻敝处,有种种方便,亦不待言。”闻先生盼望与游先生相见,共同探讨楚辞的心情,跃然纸上。尤可注意的是,闻先生信中希望游先生来京后住家中以便讨论,更见二人关系之无间。

遗憾的是,由于京汉铁路中断,游先生半路折回青岛。期盼中的闻先生在等待二十多天后,于7月26日再次致函游先生云:“久候不来,亦无消息,望眼欲穿矣。平中日来凉爽,宜游厂肆,宜游北海,啜茗长谈。何日命驾?仍盼早示,勿孤负此大好天时也。”再后来,闻先生接游先生信,知其已返青岛,释念之余,将刚读过的朱一栋《群书札记》中论《楚词》的十馀条,一一抄出,并告知游先生:“大著似未采及此书,不知贵校有此书否?如一时不易觅得,弟可代为录出寄上也。”1933年11月2日,在致游先生信中,闻先生再次提到《群书札记》一书,云:“《群书札记》论《骚》各条,已着人迻录,俟竣功后,即当奉上。”

楚辞和《诗经》,是闻先生用力较多的两个领域,也是与游先生交流最多的话题。1933年9月7日,闻先生在致游先生信中说道:“近读《诗》《骚》,好标新义,然自惟学识肤浅,时时惧其说之邻于妄,不敢自信,质之高明,倘有以教我乎。”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楚辞研究,之所以成为游、闻二先生通信中的主要话题之一,这与闻先生的学术经历不无关系。

闻先生留美时所修为美术专业,1925年回国受聘国立美术专科学校教职,这是其一生服务教育的开始。在美专,闻先生教授美术史,并专心于新诗创作,是“新月派”的中坚力量。闻先生真正转向古典文学的研究,始于在武汉大学任教时。刘烜教授认为:“在当时人的印象里,闻一多是一个新诗人,而武汉大学当时有一种习惯势力,认为中文系的教师会写新诗不算有学问,要从清代的朴学那一套下手,通了文字、音韵、训诂,才算有学问。这种气氛,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闻一多也开始在这些方面下苦功夫。”(刘烜:《闻一多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1929年8月,游国恩先生到武汉大学任教,就“曾建议先生也进行楚辞研究”(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

游、闻二先生探讨《楚辞》相互启发,从他们的著作中也能得到证明。费振刚先生在《闻一多先生的〈楚辞〉研究》一文中指出:“在闻一多先生《楚辞》研究著作中,可以发现多处引用游国恩先生的说法。”如在《天问释天》中说:“女歧即九子母,本星名也。余友游国恩引《史记·天官书》‘尾为九子’以释此文,最为特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离骚解诂》中也有两处引用了游国恩先生的说法。以上游国恩先生的说法,现在均可以在中华书局出版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中找到,但当时均未刊行,所以闻一多先生要特别标出。”(季镇淮主编:《闻一多研究四十年》,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

可以说,在闻一多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道路上,游国恩先生是重要的同行者,而其《楚辞》研究,更与游先生等的建议和启发不无关系。闻先生在1942年出版的《楚辞校补·引言》中写道:“我应当感谢两位朋友:游泽承(国恩)和许骏斋(维遹)两先生。泽承最先启发我读《楚辞》,骏斋最热心鼓励我校勘它。没有他们,这本书是不会产生的。”(《闻一多全集》)在1936年3月17日致游先生的信中,闻先生也说道:“敦煌旧抄骞公《楚辞音》残卷,内有郭景纯《楚辞注》数则,并洪氏未引之释文一则,诚希世宝笈也。近托人从巴黎觅得之影片已寄到,拟为写一较详尽之跋文。嘱草方始,奋兴至极。本意拟跋成后,寄呈尊览,不意手札亦到,欣慰何似!弟与《楚辞》结不解缘矣,亦与兄结不解缘矣。《楚辞》到,兄函亦到,此中殆有感应之理乎?斯亦奇矣!”

1936年,游国恩先生辞去山东大学教职,接受武昌华中大学聘请,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38年,随学校迁至云南大理县喜洲镇。1942年,应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邀请,到昆明任联大及北大教授。在西南联大,游先生与闻先生再度聚首共事,交往更加密切。当时联大的几位文科教授,经常轮流做东餐叙,朱自清、浦江清等先生在日记中多有记录。闻先生所在的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学生的论文答辩等,游先生也经常参加,学术交流更为直接。

闻先生致游先生的信,不仅反映了他们学术上的交往,也显示了他们笃厚的私谊。1938年6月15日,闻一多致信三哥闻家骢,告知“游国恩兄拟携眷迁黔”,途经长沙,让其接家眷到长沙,以便与游先生同行至贵阳。战火纷飞中,闻先生将家眷托付游先生照顾,足见其信任。从这封信中,我们也可以推知,从青岛分别,直至1942年在昆明重新聚首,这段时间内,两位先生仍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1936年3月17日,闻一多致游国恩的信中也提到:“兄就华聘,极好。敝校迟早将迁长沙,湘鄂咫尺之遥,良晤弥易,思之不禁抃跃。”从这封信的日期可以推知,游先生应该是在第一时间就告知闻先生应聘华中大学之事。

1946年6月,闻一多先生在昆明遇害。时游先生已离开昆明,正在北还途中,从报上得知此消息,游先生非常激愤,当即打电报给还在昆明的长女游珏和女婿马汉麟,要他们前去看望、安慰闻一多先生夫人,并代表他参加闻先生的殡礼。闻先生是游珏与马汉麟的证婚人。

游、闻两位先生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深厚的友谊,除了共同的学术志向,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缘由,就是他们身上都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影子,对社会和国家都有深深的责任感,因而心灵是相通的。他们虽生逢乱世,但追求真理,探究学问的意志始终没有改变。作为学者,他们是以自己深厚的学养,通过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来报效社会的。只是,由于个性的差异,他们的生活道路及人生际遇各有不同。

从外在上看,两位先生的性格差别确实较大。闻先生才华外露,热情似火。他多年的好友温德教授认为他“就是一包热情”(何兆武:《上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而游先生,则性情内敛,立身厚重端方,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但是,游先生又绝非不闻窗外之事的迂儒,同样有满腔的爱国热忱。这一点,两位先生表现形式各异,但本质上并无区别。教学之外,闻先生从书斋走向了社会,从诗人、学者,最后变为民主斗士。他是以自己似火的热情,去影响着周围的学生及民众,激发人们去追求光明。而游先生则更多地沉潜于学术,以精深的学术成果,回报社会。

1945年3月间,游先生应邀撰写《屈原》一书,在《题记》中,他夫子自道:“最后我有点感想。回忆十年前,在一个岛上教书,讲授《楚辞》。那时候正是日本加紧侵略华北的时候。平津不必说,我就亲眼看见日本浪人捣毁胶海关。他们公开的偷运白银和白面,种种不法行为,闹得不成样子。我真的在替国家担忧。我那时讲《楚辞》,的确是有意在做宣传工作,宣传‘三户亡秦’的民族主义。”(游国恩:《屈原》,见《游国恩楚辞论著集》)在《导言》中,游先生认为:“(屈原)他的死决非徒然,而确有重于泰山。他的文章并非单在替自己喊冤叫屈,而是在击起救亡的大鼓,大声疾呼,唤起国人的迷梦,使他们一致奋起,以拯救垂亡的宗国。”(同上)游先生这些话,虽然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但也能真切地反映出他对国家民族强烈的使命感。

抗战军兴,播迁西南时,游先生也时常牵挂时局。游宝谅说:“在喜洲四年,正是日寇大举侵华,大部分国土沦丧之时,先生忧心国事,经常写作旧诗,将忧愤之情寄托于诗篇。”(游宝谅:《游国恩先生学谱》,见《游国恩楚辞论著集》)在大理时,游国恩还留心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撰写了多篇关于西南民族的考察论文,如《火把节考》《说洱海》等。

1944年暑假,大理县欲以现代方法重修县志,游国恩、罗常培、郑天挺等先生受聘参加,并于当年七八月间赴大理实地考察。游先生负责文徵、宗教、人物、名胜等方面的修纂,利用有关资料,他写下了《白古通考》《南诏德化碑校勘记》《夷族令节考》等论文。当时,交通、食宿等各方面条件极为艰苦,8月11日,游先生突发盲肠炎,急送大理治疗,住院很长时间,才得痊愈(郑天挺:《郑天挺西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游先生这些论文,对发掘和弘扬西南民族古老文化做出了独特贡献。他们都产生于抗战时期,其中自然包含着一种家国情怀。

而闻一多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虽然是以“民主斗士”而为大众所熟知,但本质上,他仍是一个学者。王瑶先生在闻先生身边学习、工作达十二年之久,对闻先生的做人和治学,知之甚深。他回忆说:“闻先生是诗人、学者,他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创作、研究、教学。……闻先生自己是不以战士自居的,他严肃地工作——写文章,讲演,刻钢板,跑路;他是用全生命来投身于他所认定的事业的,终于用他的‘行义’,谱写了一首壮丽的诗。”(王瑶:《念闻一多先生》,见《闻一多研究四十年》)

中国古代的士人向有身在书斋、心忧天下的爱国传统,游、闻两位先生身上都流淌着这种血液。这也使得他们友谊的纽带更加牢固,也更加纯粹。曹道衡、沈玉成回忆说:“五十年代,闻先生已成为学术界政治上的旗帜,先生也时常在谈学术问题的时候提到闻先生,但极少涉及和闻先生之间的交谊。”(曹道衡、沈玉成:《游国恩学术论文集·编后记》,中华书局,1989年)曹、沈二位先生,20世纪50年代初就学北大,亲炙于游先生,他们对两位先生交往,所知都极为有限,外人就更无从得知了。然而,对这段友谊,游先生自己是没身难忘的。1978年6月17日,游先生在散步时遇见刘烜教授,“得知江青曾经辱骂闻一多,拄着拐杖,仗义执言,痛加呼叱。他准备系统回忆和闻先生的交往,以纪念闻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游宝谅:《游国恩先生年谱》,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而遗憾的是,一个多星期后,游先生猝然仙逝,未能实现这一心愿。

今天,作为后学,不佞只能借助有限的资料,对两位先生的交谊,作简单的钩沉。虽挂一漏万,隔靴搔痒,但敬意在其中焉。这份敬意,既是献给两位先生的,也是献给他们那一代学人的。他们生于清末,长于民初,既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们中的多数人,仍葆有中国传统士人的君子风范,又有开阔的现代视野,求实求真,把学术研究与家国情怀结合起来。他们固然是学人中的个案,但也是一个群体的写照。他们的君子风范,斯文长在,是值得后人长久回味的一种宝贵财富。

谨以此纪念游国恩先生、闻一多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附记:

2019年恰值游国恩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几年来,业师费振刚先生对这个日子一直念兹在兹,希望能拿出一部学术著作以为纪念,或者能有其他什么形式,表达自己对老师的情意。但费师自己也已是耄耋老人,身体所限,实难从心。费师长期师从游先生,并一起主编影响甚广的《中国文学史》。1970年代末,费师也曾协助季镇淮先生,整理闻一多未刊书稿,并随季先生参加了许多次纪念闻一多的学术活动。对于游先生与闻先生的友谊,费师多有耳闻,也多次和我言及此事。2019年11月23-24日,清华大学举办了一系列活动,隆重纪念闻一多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藉此之机,我根据有限的资料,梳理了游、闻二先生的交往,意在表达对两位前辈学者的纪念和敬意,并弥补业师的一点遗憾。本文是在会议发言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承蒙游宝谅女士接受电话采访,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原文刊载于《中华读书报》2020年0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