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红 徐倩
徐乃明
父亲徐乃明，在祖父母留学期间于1929年生于日本东京，2016年9月因病在北京去世。
1947年，毕业于西南联大附中的父亲怀揣科学救国的理想，从昆明来到当时的北平，进入清华大学机械系读书。1948年秋，解放战争局势渐明，北平解放在即；此时父亲已在清华大学度过了一年多时间，其间不仅学到了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在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影响和推动下、在进步组织和同学的帮助教育下，在思想上已经从单纯的科学救国理想上升到先改革社会、再科学救国的理念，对于北平的解放已经不再是恐惧，而是期盼了。远在昆明的祖父母担忧新旧社会交替中北平的社会安全和教育质量，便着手安排父亲离开北平，南下转去就读香港大学；然而父亲不但毅然拒绝了祖父母的安排，而且积极投身到各种进步活动中去，并于1948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晚年回忆起此事时，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父亲，即使在文革中遭受过不堪回首的迫害，仍然坚定地认为当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并且将此事称作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三岔口”，诙谐而自豪地称自己“为当今的海外华人群体减少了一个不知会是在做什么的成员，而为我国的航天技术队伍增添了一名战士”。
青年时代
1951年大学毕业前夕，曾担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的父亲被北京市委调离清华、直接安排参与主持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的工作，先后担任副主席、主席职务。1954年北京市学联换届之际，按照组织上的安排，他本可以选择上调至团中央工作；然而，当时正逢党中央为加强已经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而号召技术干部“归队”之时，这正与父亲一直以来的科学救国的抱负和理想不谋而合，他立即提出了“归队”的申请。考虑到自己学的是机械专业，在祖国建设急需专业人才之际，应该下到基层去。在经历了不少周折后，最终在时任市委书记刘仁同志的支持下，组织上同意了父亲的归队请求。就这样，父亲被调入当时赫赫有名、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首批国家重点工程之一、经苏联援建的北京国营211厂，加入到祖国年轻的国防工业系统队伍中，由此开启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航天人生涯；父亲将这次“转行”称作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另一个“三岔口”，并终生为此而感到自豪。
20世纪50年代，徐乃明夫妇和苏联专家
1958年，211厂划归国防部五院，由此对工厂的全体员工进行了极其严格的政治审查。将所有员工划分为三类：完全符合条件的留厂，不符合条件的离厂，条件介乎两者之间的技术骨干则暂时留厂继续进行审核考察。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父亲当时被划为第三类人员，调离厂部关键岗位，分配到一个辅助车间担任主任；直到一年多后的1960年，父亲才被调回厂部关键岗位，从而有幸直接参与了我国第一枚自行设计制造的弹道式导弹的研制、试制生产工作。期间，父亲提出了设计/工艺/生产工人密切配合的“平行作业/三结合”的工作方法，在我国自行设计的导弹新型号研制工作中取得明显成效后，被编入国防部五院型号研制程序，对保证之后导弹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在211厂工作期间，年轻能干且思路敏捷的父亲从基层做起，曾担任生产长、车间主任、总工艺师、副总工程师、厂长兼总工程师，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作为“走资派”、“黑帮”被“打倒”。
徐乃明向国家领导人介绍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武器产品
1968年父亲被关进“牛棚”，直至1971年才被“解放”，但随后立即被列入“支边”队伍，被调离北京、调离航天系统（七机部），调往山西太原重型机器厂担任副总工程师。隔行如隔山，然而父亲边干边学，自学钻研了许多非航天领域的技术，并且很快适应了相应的技术领导工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父亲秉承“螺丝钉”精神，党把自己“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发挥作用，他也曾打算“为民用机械行业做些有益的事情，了此一生”。然而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后的百废待兴之时，在了解到当时211厂不能令人满意的科研生产状况后，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同志亲自“点将”并督办，仅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内，便将父亲调回211厂，从而使父亲得以重返航天技术队伍。第二次“归队”后，父亲满怀激情、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祖国的航天事业中。重新回到技术领导岗位的父亲，组织领导了重建生产计划、质量管理工作，着手改善生产秩序，以期尽快将因文革而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在211厂工作的前前后后二十多年间，父亲参与领导了我国多种液体火箭的研制生产，主持研究开发了航天领域的多项制造技术。
1979年，父亲被调往七机部230厂担任厂长兼总工程师；该厂虽与211厂同属七机部，但是其产品完全不同、并且在整个系统中地位十分重要，而所涉及的技术范畴对于父亲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然而父亲还要肩负行政与生产技术领导的重任，年已半百的他又一次边干边学；更具挑战性的是，父亲到任后立即面临着领导团队执行一项十分重要且时间紧迫的生产任务；他亲自担任该项任务的“厂所攻关领导小组组长”职务，这其中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最终，父亲领导着团队按时保质地完成了任务；父亲这颗“螺丝钉”就是这样，被拧到哪里就在哪里稳稳地发挥作用。
1981年父亲又奉命调往航天部（原七机部）第二研究院（简称“二院”），担任副院长兼总工艺师，后再担任院总工程师，“担子”之重可想而知。当时二院的工艺专业人员极少，懂得管理的工艺专家更少，身为副院长的父亲被任命为二院的首任总工艺师，上任后便首先从队伍建设抓起，在各个相关厂所建立工艺队伍与管理机构，以充实工艺力量，同时狠抓工艺制度建设，使得二院的工艺技术队伍获得了空前发展、工艺工作逐步规范、工艺管理不断加强；八十年代中后期，父亲组织完成了二十多项工艺技术攻关，攻克了多项关键工艺技术，从而有力地保证了二院当时的主力型号研制工作；八十年代末，为使之前仅从事模样产品生产研发的二院能够具备武器装备的小批量生产能力，父亲亲自担任了二院小批量生产配系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制定生产能力发展规划、完善生产配系等等，有效地提升了二院的小批量生产能力。之后，父亲又着手实施了工艺振兴工程，逐步健全和完善了工艺管理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工艺工作的被动滞后局面，缩短了型号研制生产流程、提高了产品研制生产的快速反应能力，为型号批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鉴于其在工艺工作建设与发展中做出的重要贡献，父亲被誉为第二研究院工艺事业的奠基人。
与此同时，父亲出差、出国的频率大幅增加。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急需先进武器装备军队，为集中精力投入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驾护航。由于在被文革耽误的十年间，我们国家在武器装备研制与生产上严重滞后，急需引进先进技术；从1982年起到1995年离休前这十几年间，父亲走遍了英美德法日加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掌握武器制造先进技术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友邦国家”，进行技术交流、洽谈技术引进，……。七十年代后期，年近半百的父亲曾在工作之余跟随广播讲座自学法语，记得那段时间，家里总能听到他朗读、背诵法语单词的声音，父亲最终硬是在“零”基础上，将法语自学到能够进行一般阅读、笔译直至简单对话的水平。年近半百，居然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自学一门外语，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当然这里面也有他天资聪明的成分。我们当时不太理解已经熟练掌握英语并粗通俄语的父亲为何又要自学法语，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是他几十年职业生涯之中相对“清闲”的时期，他便抓住机会为自己“充电”，以便在国家需要之时全力以赴投入“战斗”；事实上，父亲自学的法语在之后引进法国武器系统及技术的谈判中的确“派上了用场”。父亲英语基础很好，在用英语交流的谈判中完全没有障碍；但鉴于外事要求，他作为中方领导须通过翻译进行交流，记得一位在外事谈判中为父亲做过翻译的同事曾颇为感叹地回忆起，当年在谈判中遇到困难一时翻译不出时，父亲会不动声色地巧妙为其“提词解围”，且尽量不露痕迹。
八十年代起，父亲多次担任总指挥，成功地主持完成了包括新一代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新型地地导弹武器系统等多项航天型号的研制任务；父亲还作为总指挥，主持建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北京仿真中心，解决了仿真计算机应用研制中的许多难题；从而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等奖励。1991年，父亲被评为航空航天部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被授予航天事业五十周年杰出贡献奖。
徐乃明在导弹发射试验基地
仿真中心落成典礼
1993年，已步入花甲之年、正在逐步离开行政和技术领导岗位的父亲随原航空航天工业部长带领的技术小组出访美国。当时美国正在研究建设一座世界最大最高量级的“超级超导对撞机”（SSC），由于规模宏大，建设工作量巨大，采取了多国分包的办法。经李政道先生推荐与建议，中国有关方面将承包部分项目；中方可以此为契机获取最新前沿技术同时培养相关人才。出访技术小组回国后着手研究派人组建常驻美国的办事机构，父亲被列入其中，然而该项目的拨款预算最终被美国国会和克林顿总统否决。在九十年代，被国家派遣常驻美国是令人羡慕的事，失去这种机会对于常人来说，多少会感到遗憾；然而父亲完全没有在意，立即满怀热情地转而投身到为提升我国航天工艺管理、技术水平出谋划策中，并将与常驻美国失之交臂之后的“转身”视作“开辟了一条在我所熟悉而且热爱的航天和国防工业制造技术领域内发挥余热的通道”。恰逢1992 - 1999年，我国航天卫星发射任务连续失败，航天人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分析事故原因表明，工艺问题、工艺落后是重要因素；振兴航天工艺，全面进行工艺问题治理与工艺水平的提升被提上议事日程；航天总公司为此专门成立了工艺专家组，父亲受聘担任组长，同时兼任总公司领导的工艺顾问。父亲竭心尽力为振兴航天工艺技术的提高与发展出谋划策，在航天系统的工艺研发机构 – 航天工艺中心的建设，治理工艺常见病、多发病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提高航天工艺的技术与管理水平，以及航天产品制造工程工艺的保证能力，扭转航天卫星发射连续失败的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徐乃明在试验基地与军方领导交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1995年离休以后，父亲先后被聘为航天工业总公司工艺顾问与工艺专家组组长、航天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及其材料工艺专业组副组长、国防科工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工艺专家组顾问、中国航天机电（科工）集团公司CIMS工程顾问与专家组成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科技委高级顾问、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防科工委专家咨询委员会科技管理专家组成员与军工项目审核中心项目审核专家等职务，继续为祖国航天事业的兴旺发达贡献着余热。
新世纪之初的几年里，在国家为应对台海紧张局势而进行导弹批量订货之际，由于一直以来的多研制、少生产的状态，使得航天企业遇到了生产能力弱、没有批量生产的经历和经验的困难，科研生产构架和管理体系也不能适应批生产的要求。如何组织好批量生产、完成国家赋予的任务困扰了航天人。父亲及时提出了在批量生产中发挥工艺的技术主导作用的理念，为批量生产的组织管理工作明确了方向；该理念得到了各级领导与技术人员的认可，集团公司党组专门下发了发挥工艺技术主导作用的决定，因而在后续的批量生产组织管理工作中，全面以工艺总方案为依据，保证了导弹批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
长久以来，父亲为振兴航天工艺技术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一直为机械制造行业中普遍存在的“重设计轻工艺”的状况而焦急万分，多年来致力于为工艺技术与管理在科研生产中的重要性“正名”；记得在二女儿（1982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机械系，父亲曾笑称其是“女承父业”）上大学期间，父亲十分关注学校工艺课程的设置，在得知许多学生对工艺课程不重视的状况后十分焦急，也曾多次批评女儿对工艺课程不屑一顾的态度。航天系统有一本期刊《航天工艺》（现更名为《航天制造技术》），在1983年其创刊伊始，父亲便给予高度重视，亲自担任编委会主任，多年来为期刊的创办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2002年，父亲在应邀做客该刊并接受专访时指出，我国航天工艺技术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挑战与机遇共存；在充分肯定了工艺技术人员为航天事业的发展所做努力的同时，父亲为我国未来的航天工艺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他反复强调，振兴航天工艺的任务是全航天系统的一件大事。父亲为航天工艺的振兴与发展操碎了心，直到去世的当年 - 2016年，父亲身体已经十分虚弱时，还邀请航天战线的工艺专家，定期在家里碰头开会，回忆畅谈航天工艺发展的历史，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完成一部《航天工艺发展传奇》；去世前不久，经抢救刚刚从ICU病房出来、仍处于病危中的父亲还牵挂着此事，念叨着“本来应该在这周开碰头会的…”。
离开领导岗位20多年来，父亲“离而未休”，一直活跃在祖国的航天事业当中，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两年，由于身患多种疾病，饱受病痛折磨，活动渐减。但只要是组织“召唤”，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乐此不疲”。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竟然在耄耋之年还能不时应邀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航天制造技术的发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提供一些咨询意见，让我在退休后的多年时间里，一直能够发挥余热，老有所为，生活充实；继续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做些有用的事情，能有这样的经历，对我来说真是非常幸运的”。
父亲将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也可以说是毕生的宝贵年华全部奉献给了他无比热爱的航天事业。他亲历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诞生、成长、壮大，直至今天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光辉历程。自己也从一名青年技术人员开始，在这个历程中同步地得到学习和锻炼，成长为一名中国航天战线上受人尊重的技术专家与管理干部。用他特有的朴实无华的口吻来描述，“几十年间，我和大家共享过我国第一枚弹道式导弹试射成功的喜悦和振奋，也一道经历过新型弹道式导弹试射失败的悲痛和反思；投身航天事业几十年，我没有做出什么丰功伟绩、特殊成就，但自认为在我国航天事业达到今日之成就的努力中，有我微小的一份。”
在父亲弥留之际，心中惦念的仍然是他牵挂的航天事业，他口齿十分清楚地说出“7103（航天系统某工厂的编号）的XXX（当时焦急万分的女儿已顾不上留意内容）…”；在那一刻，他整个人似乎完全回到、并沉浸在他热爱且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航天事业中；像是在和同事对话，问道“会议结束了？”“我们下面的安排是什么…？”在家人面前对自己的工作一向守口如瓶、一向以头脑清楚、思路敏捷而著称的父亲，怎么会把自己的女儿错认成了同事而交流？女儿心中立即涌起了撕心裂肺的痛，预感到亲爱的爸爸情况不好了，几个小时之后，最亲爱的父亲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毕生挚爱的航天事业。
父亲在生活中是位开朗、乐观、幽默的人。年轻时全身心投入工作，完全没有时间陪伴子女，在幼年的我们心目中，他是一位地道的严父；父亲也没有时间关注我们姊妹的学习，但他的“身教”引导着我们，培养了我们良好的学习习惯，令我们在没有家长亲身亲历督促下，在班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然而父亲始终十分关注对我们的道德品质教育，他对我们从不打骂训斥，而采用的“管教”方式用现在的眼光看都是很 “西化”的，记得小时候我们最害怕的就是父亲说“坐下来，咱们谈一谈…”，那就说明我们犯了错误，他会严肃而耐心地指出并分析所错之处，谈到最后还会问一句“想通了吗？”直到我们心服口服为止。父亲主导下的家庭教育氛围十分民主，他从不采用“独裁”的方式硬性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情，只有一件事情例外 – 考大学；恢复高考时我（二女儿）正在插队，一向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只想着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认上大学这种事与自己完全无关。然而，父亲第一次“管”了我上学的事 – “必须考大学”！他自己也重新拾起书本，亲自为我补习数理化课程，直至我最终于1978年考上北京工业学院，是父亲改变了我的一生！
年老之后空闲时间多了，尤其是有了第三代，父亲变得越发慈祥而幽默，给孩子们起“外号”，随便一件小事经他“幽上一默”便令人忍俊不止。他不仅是位慈父、严父，还是一位体贴入微的好丈夫，与同为清华学子的母亲相濡以沫、携手走过六十多年，他们二人是一对令人羡慕和称赞的恩爱夫妻。晚年的父亲开始热情拥抱生活，从离休后的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带着母亲“周游列国”：西欧、东欧、美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非洲、东南亚，……，直到稍长的母亲年近八旬不再适宜出境远游；国内各个著名景点也多数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在年事已高，家人不放心他们单独出游后，父亲每年也要组织全家人一起出游。父亲是位“时髦老头”，从九十年代起，手持摄像机还是稀罕之物时，他就开始在旅游中使用小型摄像机记录人物风景，之后他手中的“装备”从小型变成微型，再变成数字式摄像机…，每次更新换代后，他很快便学会操作使用，至于电脑、MP3、手机等等更是不在话下，连一般老人不太敢碰的网上银行，他都使用得得心应手；作为高龄老人，这并不多见。
旅游观光（2000年，澳洲）
在父亲为祖国航天事业辛勤耕耘的几十年中、担任领导岗位时期，航天事业还是高度保密的行业，普通人对其知之甚少；由于保密的原因，其成果从不进行报道，更别说像现在这样大张旗鼓地公开表彰航天领域里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了。而在我国航天卫星发射逐渐开放民用市场、逐步有限度地开始被公开报道后，父亲又被调往仍然高度保密的导弹武器研制行业，继续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地为航天事业奉献着他的智慧与心血。父亲去世后，我们整理照片时才惊讶地发现了许多张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时，他在现场汇报、解说时的照片；记忆中关于国家领导人来视察的事，我们只是在事后院里职工们“奔走相告”时才得以知晓，而父亲从未向家人提起过自己在其中担任着如此重要的角色。鉴于工作领域的保密性质，身为技术型管理干部的父亲，发表的所有技术论文和文章只能在内部刊物上发表，完全没有“名扬天下”的机会。他和所有那一代献身国防事业的知识分子一样，一辈子不计名利地为祖国的国防事业任劳任怨地做着无私的奉献。
由于工作调动的原因，打断了业绩的持续性，使得父亲错失了本应获得的某些荣誉与奖项，许多人为此替他感到不公，但每当别人提起这些时，他总是一笑而过。他一辈子淡泊名利，同在航天领域工作的大女儿用四句话高度概括了父亲的人格与一生：正直做人，宽容待人，淡泊名利，笑对人生。
全家福（2015年）
（作者为徐乃明之女：徐倩（长女）：199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英语专业，长期在航天系统从事资料翻译工作，现已退休；徐红（次女）：1982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机械系，八十年代曾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留学，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