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帆

清华校友会的历史悠久，几乎与清华校龄同长。今年是清华校友会成立110周年的“秩年”，有关校友会历史的话题自然成为热点。在清华校友会的历史上，上海在全国范围内是最早成立区域分会的城市之一，于是追踪它曾经留下的轶事珍闻便有了别样的意义。

上海是早期清华留美生的起航地

在早期清华人的集体记忆中，上海有着特殊的地位，一条无形的必由之路将清华园的荷塘与千里之外的黄浦江连接起来，于是上海成为他们生命中绕不过去的“梦想”启航之地。

从1909年8月29日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放洋”开始，直到1929年最后一批“留美预备部”学生毕业赴美，前后历经20年，清华学校（堂）先后送出21批毕业生1153人。另外，还送出了直接考取出国的庚款专科女生7批53人、男生9批67人，幼年生1批12人。

请注意，所有“放洋”的庚款留美生共计1285人，当年的他们都要从上海港登上开往美国西海岸旧金山的邮轮。上海在这些清华人的心中，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起点，他们后来人生中所有的荣辱成败都从离开上海那一刻真正开始。

关于清华人的“上海”记忆，有许多回忆的文字。譬如1911级的章元善就曾写到，我们“于某月某日在上海某地集合，办理一切，准备出国。在上海，我们到东洋（日本）理发店先把辫子剪掉。在‘大英大马路（今南京路）’一家牌号‘荣昌祥’的洋装店定做冬季西装一大木箱，把领到的制装费三百元完全用掉”。

在著名文学家梁实秋（1923级）的《清华八年》结尾处也有一段话，更具可读性，让我们在百年之后仍能感受这些“放洋”学子在离开上海前的场景和心情：

“民国十二年八月里，在凄风苦雨的一天早晨，我在院里走廊上和弟妹们吹了一阵胰子泡，随后就噙着泪拜别父母，起身（从北京）到上海候船放洋。在上海停了一星期，住在旅馆里写了一篇纪实的短篇小说，题为《苦雨凄风》，刊在创造周报上。……登‘杰克逊总统号’的那一天，船靠在浦东，创造社的几位到码头上送我。住在嘉定的一位朋友派人送来一面旗子，上面亲自绣了‘乘风破浪’四个字。”

1923级留美同学在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上合影

无独有偶，在百年前的中国媒体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上海关于清华留美生的城市记忆。仍以梁实秋他们这一级（1923级）为目标，与清华“放洋”直接有关的新闻评述就不只一条。在1923年7月5日的上海当地一份纸媒中就报道说，“北京清华学校……向提督（公司）定客位，双方磋商，至今已定，计言明清华校之赴美之留学生共计一百名，先定一百个舱位，言定八月十八日之约克逊轮赴美，专开留学生渡美班”。后续在8月18日的上海《时报》上，又明确说到，“本年赴美学生，已于昨日（8月17日）登轮放洋矣。从此壮游重洋，获益当非浅鲜，将来学成归国，必有重大之贡献可知”。

1923年7月5日上海报刊上的消息

由此可以想见，当年每一次赴美的远洋巨轮在黄浦江拉响开航汽笛时，负笈远行的学子们心中一定都会感慨万千，从那一刻起，“上海”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是同时凝聚了漫漫乡愁和无数殷切希望的代名词，更是支持他们在异国他乡发奋学习，日后回国报效祖国的一个长久“念想”。

早期上海清华同学会历史寻踪

1913年6月29日，清华同学会虽然成立于清华园，但当时清华学校的学生刚刚开始赴美留学，因此同学会总部最初却是设立在美国。之后随着毕业归国学生逐年增多，在国内也随之开设分会（支部）。最早的国内分会于1920年12月5日设立在北京，以后逐步推及至毕业生集中的上海、南京、天津、武汉等其它重要城市。

（一）上海清华同学会的活动概况

根据《清华周刊》等文献推测，上海清华同学会开设于1921年前后，到1925年底，在上海的归国清华同学已有近百人，到1933年时在《清华同学录》载明的上海同学是187人，并是除北京以外的同学人数最多之城市。

在1928年2月13日《清华学校校刊》第二十一期上，有一则“清华同学会上海支部”发出的启事，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上海清华同学会的早期活动从一开始就很有章法，同时与清华同学总会保持密切的关系。这则启事的要点有：

1.由主席董修甲报告开会宗旨及1927年度内一切事物；

2.会计王国秀报告1927年度内经济状况；

3.议决一致赞成在美总会移华；

4.议决转请华北支部办理同学会月刊；

5.推举各级代表充任来年委员等。

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可以间接得知早期清华同学总会的一些运作情况，譬如1930年清华同学总会迁回国内这样的“大动作”，其实是经过包括国内各支部广泛讨论通过后才加以实施的，其民主意识由此可见一斑。此外，清华同学会的专门刊物至少在1928年就已经在酝酿准备中，这也为研究清华同学会刊物沿革轨迹提供了线索。

（二）上海同学会会所的演变轨迹

1920年代初建立的上海同学会起初并无固定活动场所，1928年前后只设了一间办事处，地址在四川路140号的中国旅行社内，“请干事蒋友林暂时担任接洽等一切会务”。

大约于1930年左右，上海同学会有了第一处固定会所，位于“北四川路北京路转角中国信托公司四楼”，即如今的北京东路190号。这座大楼原名“沙美大楼”，建成于1921年，地上5层、局部6层，建筑精美，装修考究，是上海近代建筑中“巴洛克”建筑风格的精品级代表作品。上海同学会在四楼租得部分房间作为会所和招待所。

北京东路190号沙美大楼

三年后的1933年，会所又迁入位于南京路的“大陆商场”新厦，也就是如今的南京东路353号悦荟广场。上海同学会在商场三楼租得部分房间，重新进行设计装潢，成为“当时最理想之会所”。如果将这次搬家与清华早期历史上一位重要的1910级校友庄俊（1888-1990）联系起来，应该是说得通的。因为庄俊既是大陆商厦的主设计师，又是上海同学会的资深会员，经他牵线搭桥租得的会所，无论是建筑质量还是租赁费用自然都会是很理想的。

1933年《申报》刊载的公记营造厂广告，以大陆商场为经典案例

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日寇入侵上海，大陆商场所在的公共租界区域首先落入敌手。于是同学会不得不再次转移至法租界内“静安寺路金城别墅沿马路的二楼”，就在如今南京西路1522弄“铜仁小区”内的民宅内。到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寇全部占领上海，同学聚会已无可能，清华上海同学会遂决定“将房屋出租，会所取消，会务暂时停顿”。

原静安寺路金城别墅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迁来上海的清华同学日益增多，于是同学会恢复活动。彼时急需要一处会所作为聚会平台，但当时“中区房屋租价奇昂，且不易获得”，所幸得到1915级钟可成同学的协助，同时得到“唐星海、钟可成二同学及其他同学之经济上协助”，租得九江路花旗银行大厦二楼，作为新会址，这才使得上海同学会有了稳固的活动场所，各项发展蒸蒸日上。 九江路辟筑于1860年前后，起初叫“打绳路“，1865年起被命名为“九江路”，延续至今。这里是仅次于南京路的“二马路”，曾经有“中国华尔街”的称号，集中了美国花旗、大通银行，日本三井、三菱、住友银行，荷兰安达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中国的大陆、东亚、华侨、聚兴诚银行等。由此可知，当年在寸土寸金的“大上海”，同学会会所位置极佳，到达轮船码头、火车站都很便利，无论是接待南来北往的清华同学，还是作为同学日常聚会，都是再理想不过的所在。

九江路41号原花旗大厦现状

花旗银行大厦的同学会所从1946年开始使用，前后约7年时间，随着1952年清华同学会宣告解散，这处承载着诸多清华历史记忆的会所结束其使命，逐渐被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如今，花旗银行和清华同学会所虽然早已不存，但会所曾经所在的九江路那座大厦依然伫立，现在的地址是九江路41-45号，距离举世闻名的上海外滩仅一步之遥。

上海同学会的那些人那些事

早期清华上海同学会的历史大约有30年之久。虽然因为年代久远，我们已经无法知道那些年中同学会发生的所有事情，以及所有与同学会产生过联系的清华人都是谁。但从能够追寻到的蛛丝马迹，仍然能够感受到同学会曾经发挥的历史作用，以及清华同学的精神与作为。

（一）上海同学会的那些事

1.热情接待零星赴美的清华同学上海同学会成立后，每年夏天都会协助清华母校做好成批赴美同学在沪的接待工作，直到1929年8月送别最后一批庚款留美生。这期间还有一些零星赴美的同学，上海同学会也同样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在1927年6月7日上海《时事新报》上，就有一则消息，称“上海清华同学会欢送赴美同学”。原来，在1926年赴美同学中，黄学诗、冯灿周、徐芳田、陆坤一、郑骏全等5人因为生病等原因没能成行，推迟至1927年6月才成行。当他们从上海登轮赴美前，上海同学会特于6月2日，在“博物馆路一号怡轩”设宴欢送，出席的有在沪的各级同学代表共9人。这些代表都是已经留美归来的清华同学，他们除了向5位即将赴美的同学表示祝贺，还分享了各自的留学经历和经验。6月4日，当5位同学登轮出发前，同学会干事蒋友林亲往码头照料，为他们送行。

1927年6月7日《时事新报》

2.协助复校清华师生北上

在清华历史上，1938年至1946年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宣布终结，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各自北返。当时拟定的北返线路有两条：一是从昆明坐汽车出发，经贵阳到长沙，从长沙乘船经武汉到上海，然后从上海乘开滦煤矿运煤南下后空返的货轮，到秦皇岛转火车赴天津、北平。另一条是东赴广州、香港，循海路北上到上海，再汇入第一条路线。沿途各中转地（长沙、武汉、上海、秦皇岛等地）均由三校校友组织专门委员会接待，负责联系解决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八年抗战刚刚结束，山河破碎，百废待兴。复员北上，路途遥远，处处艰难，极为不易。上海作为复员北上的重要中转站，同学会承担的接待任务十分繁重。1949级机械系的关嵥如是联大复员的亲历者，他回忆道：“设在上海花旗大厦的清华同学会给我们安排北上秦皇岛的旅程。在这里，可以安心地等候每隔几天就启航一次的开滦返航煤轮。煤轮的客量大，而能做到有多少人就安排走多少人，没有丝毫耽搁。”

关嵥如从上海到秦皇岛的船票（1946年8月21日）

人在旅途的清华同学几十年后还能够记着在上海“可以安心等候”，背后则一定是上海同学会大量的付出。同学会的工作完全依靠在沪各位同学的鼎力合作，无私付出，他们既要帮助解决几百名师生滞留期间的食宿等各种问题，又要接洽北上货轮的船票，安排送行，工作难度和负担可想而知。

3.将同学会办成清华人的家园

抗战胜利后重新恢复活动后，来到上海并注册的清华同学达到近900人，早期上海同学会达到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这一时期，虽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但同学会的工作却是排除一切干扰，各项活动搞得风生水起，可圈可点。

在建立上海同学会花旗大厦会所的基础上，同学会组织也日趋健全，制定包括“八章廿八条”的《上海同学会章程》，会务由理事会、监事会负责，每年改选一次。同时设立专业委员会负责开展各类专项活动，包括：基金委员会、编辑委员会、财务委员会、职业介绍委员会、医药顾问委员会、法律顾问委员会、福利委员会。

这些情况说明早在七十多年前，上海的清华同学就已经按照现代企业经营模式管理同学事务。最难能可贵的是，“每届改选之时，同学莫不互相谦让。但遇有推进会务事宜，则又莫不争先以赴”。清华同学“不慕虚名，行胜于言”的优良作风尽显。

在这一时期有几项工作在清华大学校友会历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包括：（1）创办“上海清华同学会会刊”。会刊为两大张四页的报纸，月刊，1947年创刊，由编辑委员会负责组稿与出版事宜。会刊的亮眼之处，在于会刊刊头是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亲笔题写。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梅校长为清华同学会地方分会题写的唯一会刊刊头，是重要的清华同学会史料。

梅贻琦校长题写的会刊刊头

（2）编辑出版《清华手册》。该手册是在“同学录”基础上扩展的一本全面介绍清华历史、清华大学概况、上海注册同学人名录、上海城市生活指南的综合手册，相当于如今的“效率手册”。从目前发现的实物来看，共有1948年和1952年两个版本。对于了解那个时期的上海清华同学基本情况，以及清华大学的历史都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

《1948清华手册》/上海同学会会徽和会旗

（3）编纂《国立清华大学投考指南》。上海以及江浙地区历来是清华的主要生源地之一，为了便利广大投考清华的考生，1948年6月，上海同学会编纂了一本投考指南，其中除了刊登了1946年和1947年两年清华入学考试的“英文、国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史地”等各科试题以外，还有清华历史和院系设置的介绍等宣传资料。

《国立清华大学投考指南》

除此之外，上海同学会还进行过两次比较大规模的募捐活动。其一，于1947年12月15日召开校友大会，邀请1923级同学孙立人将军介绍在滇缅战场抗击日寇的亲身经历，同时全体与会同学还踊跃参与义卖，筹得“五亿元”支援孙立人等清华校友在鞍山开办的“东北清华中学”。

其二，为1925级同学高士其募集“医药基金”。高士其因在美国留学时被细菌感染而致残。但他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最终成为中国科普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身残志坚的中国“霍金”。抗战胜利后，高士其曾在上海生活，但高昂的医药治疗费用无法筹集，清华同学伸出援手，曾两次为他募集医药费超过“一千万元”。

（二）与上海同学会有关的那些人

1.上海同学会的历任会长

早期上海同学会从1920年代初建立，到1952年解散，前后历经30余年，曾有多位清华同学担任过主席（会长），经过梳理各类史料，可以确认的有：凌其峻（1916级）、洪深（1916级）、董修甲（1918级）、陈立庭（1913级）、张道宏（1918级）、陈三才（1920级）、王祖廉（1917级）、孙瑞璜（1921级）等。他们在各个不同时期主持同学会工作，联络同学、服务同学，为传承清华精神做出了特殊贡献。

2.上海同学中的两位“清华英烈”

由于上海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在上海的早期清华同学中，留美归来的同学所占比例很高，在政府、金融、实业、教育等上层社会服务的比例很高，同时，上海同学的爱国热情、担当精神、实干水平也很高。在他们中间涌现出很多各行各业中的精英人物，在民族危难和光明与黑暗的决斗中也出现了许多仁人志士，并先后出现过两位“清华英烈”。

清华英烈：陈三才（左）、黄竞武（右）

第一位陈三才（1902—1940），是1920级同学，毕业后赴美学习电机专业，1926年回到上海，成为著名的实业家。1937年上海沦陷敌手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斗争，秘密筹划刺杀汉奸汪精卫的行动，不慎被人出卖，1940年10月2日在南京英勇就义。1942年4月，梅贻琦校长在著文表彰清华英烈时提到：“校友陈三才君为国牺牲。我校校友于抗战年月内杀身成仁者，以陈君为最著亦以陈君为最惨，今后应……于文字上及事业上纪念陈君，永垂久远……”。

第二位黄竞武（1903-1949）是1924级同学，毕业后赴美攻读经济学，1929年回国，长期担任税务稽核工作。1945年后回到上海，在担任中央银行稽核专员期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投身爱国民主活动。后因参加反对国民党盗运黄金到台湾的斗争，参与策反国民党军队的秘密行动，被秘密逮捕并于1949年5月17日牺牲在上海解放前夕。

清华人从没有忘记这两位清华上海同学中的杰出战士，如今在“水木清华”北面山坡下的“清华英烈碑”上，陈三才和黄竞武的英名赫然在列，与日月同辉，与清华同在！

3.上海同学会的干事们

同学会是一个松散型的组织，人员流动性较高。同学会活动自然依靠大家的共同参与，但维持同学会的日常运作则需要有责任心重，办事能力强的专职人员才行，于是在同学会中就设立了“干事”这一特殊角色。

在抗战之前的上海同学会活动中，经常出现一位名叫“蒋友林”的干事，但遍查当年的同学录资料，却找不到这个名字。由此可以推测他并不是清华同学，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出色工作。可以想见，在清华同学会所几次迁移的繁琐过程里，以及日常迎来送往的接待中，一定都少不了蒋友林干事的辛勤付出。

相对而言，1946年之后的上海同学会在当年校友们的记忆中就更加丰富，其中对总干事赵燕生的印象则尤其深刻。赵燕生于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第四级，1932年毕业。在校读书时他是清华足球队的门将，在多次重大比赛中为清华取胜夺魁立下功劳，是当年著名的体育健将之一，在历届同学中的知名度很高。

吴靖（左）与赵燕生（右）都曾获得清华体育荣誉外套

赵燕生（1909-1979）还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张学良夫人赵一荻的胞兄，因此身份更加引人注目。赵燕生的夫人吴靖（1911-2015）也是1928年第一批清华大学女生之一，在校时同样是体育明星。由于夫妇二人的社会交际层次高，范围广，加上为人热心，因此赵燕生在上海同学会恢复活动后，被选为总干事可以说是恰到好处，众望所归。

事实上，赵燕生也确实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在他担任总干事的那几年里，上海同学会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1935级金兆骧学长曾专门撰文回忆道，“九江路地居市中心。同学会在赵燕生的管理经营下，会所布置得安雅闲适，西餐烹调得精致廉美”，成了广大校友南渡北归，来去海外，各种交流的必选之地。“有的校友，遇事自己拿不定主意，便同他商量，他会当好你的参谋。若有事找他帮忙，他会给你以热情的支持。有的为了省时省事，甚至把话留给他，他会替你转达，成为你的中继站；也有的干脆把事托他代办，他也会负责给你办好，成为你可靠的义务代理人”。总而言之，赵燕生在短短的五、六年间，“为母校、为校友做了说不完的好事”，虽无法逐一赘述，但留下的绝佳口碑却说明一切。

赵燕生与吴靖夫妇育有二子，其幼子赵允皋先生仍健在。2021年12月7日笔者曾有幸对赵先生进行过一次面对面访谈。他对1949年以前的一些“清华”故事记忆犹新。他说，记得其父赵燕生是清华上海同学会总干事，专职负责同学会事务。同学会的会所设在外滩附近的九江路花旗大厦二楼。他有时下学后会搭乘“当当车”去外滩，在清华同学会做作业、玩耍，再与父亲一起回家。他也记得1948年春天清华同学会为欢迎梅贻琦校长到访上海的那次重要聚会。

极为难得的是，在访谈结束时，时年86岁的赵允皋先生还亲笔在我准备的清华纪念封上写下一句话：“吾母吴靖，吾父赵燕生，均热爱清华一生”。话语简短，却让我明白了赵燕生当年何以能为同学会做了那么多好事，同时又一次真实感受到那一代清华学子对母校的深情厚谊！那一刻，我竟因感动而泪目！

一枚特殊的纪念封

结语

记忆并未如烟散去

清华百年，往事万千。悠悠珍闻轶事留存，记忆并未如烟散去。此时此刻，在真实的历史细节面前，我们仿佛又与当年那些追逐梦想的酸甜苦辣随行，与众多来往于上海的前辈清华校友谋面。

虽然道路总有曲折，但令人欣慰的是，无论在历史上的哪一个阶段，无论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清华校友会始终秉持“联络校友感情、服务校友需求、弘扬清华精神，助力母校发展、贡献民族复兴”的基本宗旨，发挥出特有的凝聚力和创造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广大校友自己的精神家园。

可以相信，在一代代的清华校友接力中，每一位清华人都是义不容辞的接力手，只要每一位清华“你我他/她”都能紧握属于自己的那一棒，奋力跑完自己的那一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就会伴随世界一流大学的不断精进而代代相传，光大永远！

参考文献：

【1】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四卷），1994年4月第一版，第636-647页。

【2】章元善，《清华校友通讯》（复三期），1981年4月版，第20页。

【3】《清华同学录》（1933年版），第十部分，第5页。

【4】1928年2月13日《清华学校校刊》第二十一期。

【5】《我所经历的联大复员北上大旅行》，《清华校友通讯》（复3期），1981年4月，第52页。

【6】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原载于《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第一版，第34页。

【7】《深切怀念赵燕生学长》，《清华校友通讯》（复5期），第54页。

（转自“人文清华讲坛”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