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煊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一项重大改革，今年正好是一个甲子。
六十年过去，是非功过，自有公论。这里谈的是清华、北大、燕京三校院系调整中一段轶事，也可以说是它的前奏。题目就是“三校建委会”。我是清华建筑系第一届，1950年毕业留系当助教。记得当年教育部张宗麟副部长来作动员报告，大意是清华、北大、燕京三校院系要作大的调整。燕京大学停办，有关院系并入清华、北大。清华改综合大学为多科性工业大学。文、理两学院并入北大。法学院、农学院也调整出去，与其他院校合并组成政法学院和农大。
北大以文、理为主，工学院并入清华。三校校址也有大的变化。清华仍在清华园旧址上发展。北大从城内迁至燕京大学旧址燕园内发展。为迎接院校调整后新的形势，急需增加学生饭厅、教职工宿舍以及部分数学楼。当时正是“三反五反”高潮后，营造厂纷纷倒闭，国营建筑公司尚未建立，只有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建设校园。为此，成立“三校建委会”。由梁思成先生担任主任委员，三位副主委是清华张维教授、北大张龙翔教授、燕京李德滋教授。党支部由李德耀同志负责，她是清华建筑系党支部书记。办公室主任是著名油画家李宗津教授，他工作能力很强，顺便说一句，院系调整后，他和高庄(国徽最后修改完成者)、李斛、常沙娜(中央工艺美院老院长)等名家一起被中央美院江丰院长网罗到中央美院。我在建校初期也在办公室当差跑腿。
当时参与建校师生主要是清华、北大两校建筑系师生和部分土木系师生，面临任务很艰巨。关键是一切从“零”开始。例如招工是由53届学生童林旭，高亦兰等负责的。当时也没有什么正规劳务市场，他们到校外张贴招工布告，欢迎城乡建筑方面手艺人前来报名。传扬开来后，人越来越多，很难掌控。另外，各个工种人员比例，工资定级等也十分复杂。有的工种如灰土工，把头势力还残存。通过摸索并依靠校内修建队老师傅，逐步建立起一套制度。后来又成立工会，聘请力学老师庞家驹教授担任工会主席。
材料也是大问题。砖瓦、砂石及钢筋水泥等大宗材料还好办一些，木材就是个大难题。一类是材质要求高的在北京城内跑遍了光华木材厂，很难凑齐。至于大宗木材，需要到东北去采购。当时赵炳时(54届)同学身揣支票，只身赶往鸭绿江边，临江等地，从选料、采购到运输，参与了各个环节，勇往直前一竿子到底。当时材料组一批由52届53届，个别54届和55届学生如林志群、英若聪，梁友松，蒋维泓等，在张昌龄老师为组长领导下都锻炼成行家里手，十分干练。
建设中的清华西饭厅
规划设计方面，由老师和高班学生参加，有汪国瑜、吴良镛、张昌龄、刘恢先、滕智明、罗福午等。尽管当时建造的都是一批常见的砖混结构，但很多在当时也属首创，如刘恢先教授设计的西大饭厅，为裂环连接拱形桁架式刚架，跨度29.5米，亚洲第一。一员工食堂薄壳屋顶结构设计是张维教授计算的。就连一教(第一教学楼)三层钢筋混凝土预制楼板也属罕见。由于当时国力和形势任务，领导明确提出三校建委会这批建筑为临时建筑。十年、二十年后拆除。所以规划选址上很注意，不影响燕园和清华园这两座名园的人文环境。而后来保留下来的如清华二校门内的一教；荷花池旁的一员工食堂(现为清华工会俱乐部)及荷花池一宿舍，还有北大东门内两幢坡顶教学楼，均能与环境相融合，新老建筑交相辉映，今天看来，还是很不容易的。
工地分布与工区设置。三校建委员共设六处工地，清华和北大各设三处如下：
清华方面设一工区，地点在清华园西边，工程是西大饭厅和17幢家属宿舍。现已拆、改建成理学院和医学院，与生物馆，化学馆气象台等老建筑形成为一个整体。工区负责人：黄报青、罗福午、楼庆西。
二工区，地点在校园东，从照澜院一直到南门，现已拆除，改建成多层住宅区即东区和南区。工区负责人高亦兰，朱恒谱。
六工区，地点较分散。穿插在教学区内，计有一教，旧水利馆加层，荷花池一员工食堂等，至今仍保留。工区责任人：周干峙、李道增、童林旭。
北大方面设三工区。地点在校园东面中关园，和清华二工区一样是大片平房住宅区，现已改造为多层住宅区，工区负责人，胡允敬老师(前期)、朱自煊，关肇邺。
四工区，地点校园内，离燕园核心区较远，建大饭厅及宿舍楼，现已改造，工区负责人：蔡君馥、唐益韶。
五工区，地点北大东门内，离未名湖及水塔不远，建两幢带有传统形式坡顶教学楼，三层。现保留。与后建的北大图书馆融为一个整体。工区负责人：陶宗震，姚富洲。
低班同学，大部分在工地担任技术员、材料员、会计等各项业务，在实践中边干边学。
三校建委员的建设不是孤立的，它和首都北京文教区八大学院建设是同步进行的。老北京除了旧城及关厢外，西北郊只有清华，燕京两座学校，进城只有一条西颐路，从西直门到颐和园。三工区建设过程中，工地北面成府路开始修建，西通白颐路和北大东门，东到四道口，与学院路八大学院连接，成为中关村一条重要干道。
在工地建设中一是抓建设任务，二是抓队伍。负责人中工地主任抓全面，主任工程师抓技术，三工区是住宅工地，又是清一色平房区，建筑单体比较简单，而规划方面如竖向、道路、绿化，要求较严。施工后期，又要求在北京沿马路，建一组建筑，两幢三层住宅楼，中间建一食堂，由于是沿街建筑，立面设计要求高一些，主任工程师下了一些功夫，至今依然被保留，与新建高楼大厦和谐共处。
工地管理关键是人，六十年前建筑工人基本上是农民工，乡土观念重，组织纪律差，重技术，好面子，小圈子，爱抱团。生活比较懒散，时间观念差。文化娱乐上爱听评剧、梆子，尤其对“刘巧儿”“小女婿”等传统唱段百听不厌。记得早上上工时，工地大喇叭放着“鸟入林，鸡上窝”唱段，小白玉霜带鼻音唱腔如同催眠曲和早上朝气蓬勃氛围格格不入。所以如何带好这支队伍，包括众多的学生是一件伤脑筋事，不时还有一些突发性事件，更令人挠头。体会最深的，还是依靠了一批年长，思想好，技术高有威信老工人师傅，当时八级瓦工孔繁廷师傅就是工地上一个榜样。通过他们树立正气，影响队伍，加上工会工作，逐渐走上正轨。在工程结束前，国家也开始在三校建委会工人队伍中，选拔一部分骨干，作为长期合同工，所以三校建委会几千工人，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同学无论是毕业班还是中、低年级学生通过实践锻炼，无论在做人、做事，在独立工作能力和对专业认识上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对他们后来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清华、北大两校、两系师生，在实践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为两系合并，起到了很好预热作用。
六十年是一个甲子，参加过三校建委会的师生，都已进入七八十岁的耄耋之年。回忆这段经历，还是十分亲切的。我打电话访问了童林旭，高亦兰，唐益韶、罗福午，赵炳时、楼庆西等老同学、同事，他们都是同一种心情，认为“三校建委会”值得写上一笔。在那特殊年代，起到了救急和填空补白作用，任务完成后，又悄悄退出了历史舞台，不留什么痕迹。今后也不会再有第二回，是朵不起眼的小花。但对参加者来说，还是终身难忘的。
（选自《民间影像》第二辑院系调整专题：“1952，离别的季节！”；本文转自“民间影像”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