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晓慧
摘要：清华学校自1914年夏起隔年派送十名专科女生留美，成效显著。1922年12月清华向外界宣告因“经费困难”而停送女生，此举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抗议。清华校方为消众怒，只得公开其与外交部往来信函自证事态艰难，然而舆论并不买账。校内外各界纷纷质疑清华违背世界“男女平等教育”真义与庚款教育宗旨，中华教育改进社并专门调查清华经费在男女教育上的使用配比，强调清华分配在女生教育上经费过少，进而舆论界指出清华停送女生并非经费短缺，而是各方权力博弈下导致女生名额遭到挤压。1923年3月外交部迫于舆论压力，训令清华更改议决，最终校方于1923年夏选派五名专科女生赴美留学。
1922年12月，清华学校宣布该校将于次年起停送专科女生，这一决定立即遭到校内外各界的强烈反对，最终外交部只好训令清华于1923年夏派送5名女生留美以消众怒。然而，舆论仍不满足，进而呼吁要对这一“引起了全国的注意”的事件的“前因后果去尽心研究”[1]663。不过，至今学术界对此并没有专文论述。实际上，回顾这一事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1910-1920年代清华派送专科女生留美政策的运行情况，更能丰富我们对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进程和近代大学生留学状况的历史认识。基于此，本文通过还原这一事件始末，考察清华学校派送专科女生留美的基本概况以及女生的求学特征与教育成效，进而探究清华停送女生以及外界群起反对的深层原因，试图将这一事件与其时清华学校在筹设大学过程中的战略规划、经费管理以及权力博弈勾连起来。
一、事件：“停送专科女生留美”始末
1922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召开第一次教育年会，朱其慧领导下的女子教育组通过议决案，决定请求清华学校“自十一年度（1923年）始，增加派遣留美女生学额”[2]63。8月28日，该社总事务所发函请清华办理实行，并将此案呈送外交部。与此同时，蔡元培先生以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身份联合一批教育界名士联名上书，呈请外交部训令清华学校于1923年对留美专科生“扩充女额”，并建议清华亦于同年开始招收女生。[3]64 消息传出，北京各大学以及女界中不少积极分子也多加声援。于是，外交部于9月6日对清华学校下发第70号训令，将两份呈送案以附件形式抄送给清华校长曹云祥，请其“核议具复” [6]65。
接到外交部训令，曹云祥称此事重大，惟清华“内部之组织纷繁，不得不征求各方意见，以备参酌而昭慎重”[6]65。校方随后请求清华学生会、清华学生同学会对两份呈送案进行讨论。学生会立即表态“极端赞成”[6]65，而同学会对此却态度谨慎。综合考虑之下，董事会讨论决定，因清华“经费支绌，不能试行（男女同学）”[6]65；又因清华1922年以来“经费竭蹶” [6]66，故“明年停招女生”[6]66 ，并分别于11月18日以及27日将两个议决案“备文呈请外交部鉴核批示在案” [3]64。
1922年12月，清华校方一边等待外交部的批示，一边于当月15日将“停招女生”这一消息刊登于《清华周刊》“校中办事机关新闻”一栏。得知消息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最先表示愤怒，并于当月27日下午三时，由女子教育委员会北京部委员牵头开会讨论清华学校停送女生问题，朱其慧担任会议主席。与会者除了陶行知等人，还特别邀请了此时已归国的清华1916年批的留美专科女生袁世庄。通过讨论，会议决定对清华进行抗议，同时还要致函外交部以及清华校方以进行交涉[4]，并将请求各省教育厅、教育会“群起力争，非达到目的不止”[5]。次日，女子教育委员会致函清华校长曹云祥，指责该校对之前该会恳请“增加女生留美学额”[2]63的请求置之不理，不仅未曾复函，反而还做出了将1923年度“应派女生悉数停止”[2]63的决议。中华教育改进社对清华学校这一不增反减的决定“闻之实深骇异”[2]63、“大惑不解”[2]63，并恳请清华能“照前案增加派遣女生额数，定期补行考送，以昭公允。” [2]64
迫于舆论压力，清华校方开始被动应对。首先是曹云祥作为主事校长，第一时间回复女子教育委员会的来信，解释因外交部对清华呈送的议决案“迄今均未奉批，以致无从函覆”[3]64，然后为表事态艰难，特将清华学校因此事而呈送给外交部总长、次长的文案交给其时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喉舌刊物《新教育》于1923年1月进行登载，以证清白。在文案末，曹云祥专门对为何要停送专科女生做出了具体解释[6]65-66：
“职校（即清华）现有大一级学生八十四名，内有八名系民国八年（1919年）后录取高等科插班生（即不经考试就可入学的学生），照章本不应于明年遣派赴美。惟该八名现在所学专科彼此各异，明年未便因八人另开数班授课，曾经该级全体学生代为函请清华董事会于明年一同遣派赴美，业经董事会议决照准在案。故大一级学生八十四名明年毕业后，均应赴美留学。此外尚有教员二名及今年因病未能赴美之学生五名，亦应一律遣送赴美。又查职校向章每年考送专科男生十名，每隔一年考送女生十名，遣派赴美留学。明年本届招考女生之期，云祥经将此事提交清华董事会会议，佥以职校年来经费竭蹶，招考专科生及女生名额，万难照向例办理，业经表决明年只招专科男生五名，停招女生为节省将来留学经费……”
然而，这一解释却导致舆论界对此批评更多，不仅清华内部有学生愤慨学校此举是“一种不公平、不大方、可耻的行为”[7]4，而且还有一些文化名人也渐次表达对清华的极度不满，甚至，有外国媒体也开始关注此事。１９２３年1月，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陶行知在接受外文报纸《北京导报》编辑克乃文的采访时指出，清华作为国内高等学府中的翘楚，在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发展上“不能不负责任”[8]67，然而，清华却停派女生，这是该校“忽视女子教育的证明”[9]79；1月29日，胡适在接受《清华周刊》采访时，也“斩金断铁”表态“绝不赞成”，并说“停送女生足证清华办理之退化”，是“在时代潮流上开倒车” [10]28；而2月11日，一直关注清华教育的梁启超也说清华“倒行逆施”[11]。
与此同时，各处女权运动同盟会都向清华通电提出抗议，“声势尤盛”[13]15。《清华周刊》新闻栏指出，上海女权同盟会已拟好致外交部电文并通函各团体征求同意，特别强调“至万不得已时，会向美国外交部请求援助云”[12]。2月7日，北京总会即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又发表通电向社会各界求援，指出清华“此项议案，不平孰甚”[13]15，请求教育界诸君协力共图请求清华取消此案并要求该校增加考派女生名额。当天，北京总会又致函清华学生会，希望该校同学“提倡人权，维持公道” [13]16。恰逢此时清华学生要求校方实行男女同学却屡遭拒绝，故而此函经学生会公布后，一时激起学生对校方的愤慨与对女子教育的同情与热忱。2月10日，北京总会又派代表周敏、刘蘅静二人来清华，当即由清华学生会评议干事两部主席接见，又陪同进谒曹校长面陈一切。义愤填膺的清华学生并于当晚召开全体大会，并上书学校当局，声称“全体学生一致援助，请求当局照旧考送女同学”[13]16。
在校内外舆论的猛烈批评下，清华校方似乎也顶不住压力，开始改口。1923年2月，曹云祥在与《清华周刊》记者谈到招考专科女生时，不再坚持“停送”一说，而只是强调“今年以经费支绌，恐难办理”[14]30，但“校长现拟呈请（董事会）以后专科生每年男女轮招，惟女生游美年限恐将由七八年而改为四五年。”[14]30 然而，到了3月份，外交部竟也抵抗不住舆论压力，特地训令清华于当年招收“专科男女生及高等科插班生各三名，以符机会均等之义”[15]23。于是，这沸沸扬扬的“清华专科女生停送一案”，以1923年3月清华校方公开承诺“今夏送专科男女生各五名游美”[16]为终结，尽管只是原定女生学额的一半，但也表示清华做了最大让步。
至此，我们不禁想问，清华的“专科女生”这一群体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为何将之停送会引发舆论喧哗并集体抗议？进一步追问，1922年12月前清华“派送专科女生留美”政策的实施情况如何？ 清华又为何停止实施这一政策？
二、溯源：“派送专科女生留美”政策的实施与成效
清华是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中所拨经费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09年7月，游美学务处成立，9月开始招考第一批留美学生。1914年，清华学校决定从当年开始，每隔一年选派女子专科生（一般称为“专科女生”）10 名赴美留学。[17]12 所谓专科生，特指招考于校外且“被录取后须于规定的学科中任选一科作为进美研究之专科”[18]53 的直接出洋生。据说，这一政策起源于“（有）一次，在北京的美国驻中国公使问起外务部，为什么前三年没有任何女生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19]73，而1913年，“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也要求有女生参加考试，因为他们把这点看成是有活力的、有改革的共和国的象征。”[19]73-74 恰逢此时国内正掀起女子教育高潮，于是，为表示机会均等主义，清华开始实施派送专科女生留美政策。从1914年夏天开始到1927年夏天结束，清华一共向美国派送了53名专科女生。其中，1914年、1916年以及1921年各为10名，1918年为8名，1923年、1925年以及1927年各为5名。我们以1922年12月清华宣布停送女生议决案作为时段上的分割点，将此前已经派送出国的留美女生作为主要群体来分析清华这一政策的实施情况，以及她们在留美期间与归国就业上所呈现出的主要特征与教育成效。
（一） 实施概况
第一，虽招考严格，但应者云集。1914年首次招生，校方对女生的考选资格与男生完全相同，女生亦需参加与男生同等科目的十项考试：“国文、英文、德文或法文、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历史、地理” [9]193 ，这些科目对男生来说亦属苛刻，对于其时女生来说则更富挑战性。到1918年，清华学校公布《女学生赴美留学试验规则》，对女生的考选更为严苛。在年龄上，“须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20]226，在资格上须“体态健全，品行端淑、天足、且未订婚者” [20]226 ，而身体检查“须请欧美著名医科大学毕业之医生，将本校所寄之体质证书用英文详细填注，并由医生亲自签名证实”[20]227；在入学程度上，规定“国学至少须有中学毕业，英文及其他学科，须能直进美国大学校肄业”[20]227，在考试要求上，则明确“所有单开各学科，除国文科内作文、历史、地理三科用国文试验外，余均用英文试验”[20]227；并提供五个学科（教育、幼稚园专科、体育、家政学、医科）作为“将来进美校研究之专科”以供选择，且“择定后不得更改” [20]228 ，并将“在美留学年限定为四年”，同时须签志愿书和保证书。[20]228 而到1921年，校方不仅将女生年龄缩小为“年在二十三岁以内”，而且还限定“英文及科学能直入美国大学校肆业者为合格”，不过在1918年基础上又扩充了“博物、物理、化学”三个学科作为专科选项，留学年限仍为四年，“如欲展长，必须有特殊成绩或他种充分理由，方得呈请监督处转函本校校长核办”。[18]53
可以看出，清华遴选专科女生的要求非常严格，并且名额稀缺，然而，应考者却云集。大约是因为清华学校的待遇较其他公费留学生更为优厚，又或许是因为此时正是各类女校毕业生相继增多的一个井喷时期，而国内大学却又并未完全对女生开放，因此她们更希望通过庚款留美而为自己多争取一条求学之路。总之，到1916年三四月间，清华招考处刚展出招考简章就“索阅者众”，至于“索取女子章程者亦百余份”，可惜“惟得允许投考者甚少云。”[21] 基本上，校方在仔细审查报考女生的资格后，一般允许参与考试者为三十至四十人，如1916年约四十人 [22] ，1918年为三十人 [23] ，1921年约有四十人 [24] ，录取比约为4:1。
第二，虽派送人数甚少，但社会颇为重视，不过对其教育目的仍以培养“贤妻良母”为主。历年清华女生赴美留学均为当时社会一大盛况，不仅清华校长周诒春数次都亲自前往送行，而且本校以及社会各界均纷纷对女生表示庆贺并召开欢送会。如1914年陈衡哲等首批女生一到上海，清华同学会就“在青年会大大的开个欢迎会”。[25] 而1916年第二批女生在沪侯船时，青年会、中西女塾、商务印书馆等都特地为她们饯行。再到1918年第三批女生赴美前，寰球中国学生会、江苏省教育会等亦联合于8月7日在美国使馆商务参赞安立德先生住宅处举办一欢送会，并专门对女生致欢送辞。不过，尽管社会对她们寄予厚大期望，但对其教育目的却仍服膺于当时流行的女子教育宗旨。比如1918年夏，修改关税委员会会长蔡廷干对女生进行专门训导，指出“女生留学宜实事求是，宜学美（国）妇（人）于善于感夫及烹饪。” [26] 并特别希望“他日女生学成返国，灌输于女界而改革我国之家政也。” [27] 可见，尽管清华对男女生的招考要求一样严格，但对二者的教育目标却完全不同：与输送男生出国是为了造就“未来中国领袖人才”[45]71相比，输送女生显然是为了使其将来能成为丈夫的贤内助，也即是培养未来中国可以高水平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二）求学特征
第一，在美求学期间，这些专科女生除了刻苦钻研学业，还积极融入社交活动，往往“得大学教授之赞许”[28]368，并且“成绩甚高、得优誉者亦不少。”[29]27 她们在1916年初就开始展现风采，不仅踊跃承担就读大学以及留美中国学生会的各个职务，而且还积极发表论文、进行中英文演说以及参加运动赛等。如1916年春，张端珍当选为惠斯来（即卫斯理）学院中国学生会（当时会长为宋美龄）的书记，林荀为通讯员 [30]131 ；当年5月，李凤麟在清华留美同学会中担任书记 [31] ；1916年暑假，汤蔼林当选为当届清华同学会副会长，陈衡哲则当选为翌年的中文书记 [32] 。稍后，第二批女生也开始崭露头角，如1918年方连珍与学姐陈衡哲、周淑安一起当选为留美学生举办的《英文月报》（即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的助（理）编辑 [33] ；1920年，黄桂葆、蔡秀珠分别成为《留美学生季报》中文版和英文版的编辑 [34]，同年邝翠娥当选为学生会东支部副部长，蔡秀珠当选为英文书记[35]。这些职位，对于今天的女性来说也许易如反掌，但对于当时占据留美学生群体中为数甚少的女生来说，却是非常难得。可见这批女生在留美生活中，并没有仅仅拘泥于书本学习，而是如同其他男生一样，文武张弛，努力在多方面发展自身能力。
第二，即使远居美国，这批女生也以“女国民”自居，并将爱国热情转化为造福中国社会的具体行动，特别是将女性解放与中国富强关联起来。最典型者如陈衡哲，她哀叹“青岛已入日人手矣”，又恐“中国或将加入战事呼？”并建议留美生“谨言慎行”以提高“中国二字之价值。” [36] 与此同时，陈观察到她和杨毓英就读的藩萨女子大学（即瓦萨学院）女子教育一片欣欣向荣，联系到美国的强盛，于是感叹女子教育为“国家富强之基”。[37] 而在卫斯理学院，林荀等人亦受刺激于该校“女学之发达，我国所望尘弗及也” [30]131，故而为“尽国民责任”，该校中国学生会要求大家都“勉阅报章”以“得略悉国情”，并约定每月常会时进行国事讨论。[38] 到1917年黄桂宝（黄桂葆）进入Smith College（即史密斯女子学院）就读，就于12月4日在报纸上发函呼吁更多的中国女留学生到该校就读。[39] 可以看出，这批女生将热爱祖国与女性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除了以“女性身份”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女性表现出强烈关注并对其时女子教育展开思考外，她们亦将“女性身份”置之身外，身体力行地表达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如1919年11月初，周淑安作为留美中国学生会总会参议，与其他参议一起代表整个留美学生会上书当时中国诸领袖，对中国社会建设提出建议，“恨不能即日返国” [40] ，为社会为民族做贡献；再到1922年9月，她们又与就读于美国东部各大学及专门学校的其他男生一起，开会讨论中国参与太平洋会议一事，试图以此援助中国外交。[41]
（三）教育成效
学成归国后，这批女生几乎全都“各出所学以报国”，“或担任教务，或改革家庭，或二者兼之。”[29]27 1922年12月，为说服学校继续派送女生，清华学生以《清华女同学》为题名，专门对此前已归国女生做了所获学位与就业去向的调查。从中可以看出，此时清华归国女生已有大约16人，主要为第一批（多毕业于1919-1920年）与第二批女生（多毕业于1920-1921年），其他未归国者均在美继续求学（大多攻读硕士学位）。这16人中除一人因专业为“家政学”故闲居天津外，余下15名女生均已参加工作，一些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高校担任教授；还有一些就职于天津妇孺、北京协和等医院；另有一些则供职于上海女青年会、清华同学会等服务机构。她们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舆论对她们的教育期待：不仅超越了“贤妻良母”这一角色，并且还将自己所学投报于社会，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各专业领域的先驱者与引路人。然而，在清华实施“专科女生留美”取得了如此大成效的情况下，校方却做出了暂停这一政策的举措。
三、质问：舆论对清华的三个抗议
1922年12月，当清华再次宣布停送女生时，与1920年仅仅只是女生发动抗议相比，这一次，既欣喜于此前留美女生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又愤慨于清华当局对她们留学成就的完全忽视，校内外舆论都选择站到了女生这一边，并义正言辞地对清华提出了三个抗议。
第一，舆论集体对清华提出抗议，并斥责校方是故意违背其时“世界所公认的男女平等教育”[13]15之本意。
一方面，从社会公平和教育平等的角度出发，舆论认为社会进步必赖两性共同发展，所以女子应该享有与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然而，我国妇女向来不及先进诸邦在女学上的重视，导致“方今妇女问题急待解决”，解决之道，“首在增高女子知识”，具体则为“男女教育平等。” [13]15 此时，清华执意停送女生，明显是置“男女平等”于不顾。另一方面，从国家利益出发，“如果中国能派高等专门毕业生出洋，国家受益更多，因为高等专门大学毕业生能带一个问题出去，能带解决的方法回来。” [8]66 而当下女子留学之道又多赖清华学校之考送。外界这一考虑基本属实。截止到1918年，我国女学生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求学者约（仅）有66人，其中清华派送了29人 [42] ，占据了留美女生将近一半的数额。即使到1922年，因为留美女生数额太少，又加上国内女子大学肄业生以及毕业生亦少之又少，女子高等教育情况很不容乐观。据女子教育委员会调查，中国女子高等专门大学毕业生1922年也许仅有约五十人，1921年也许仅有约三十五人[8]67；1922-1923年全国125所大学校共有34880名大学生，而女生仅有887人，女生所占比例为2.54% [28]364。正是因为受高等教育的女学生数目如此之少，而清华作为输送女生去美国留学的一个最重要渠道，此时停派女生，显然是断送了中国女子向美国高等教育求学的一条上进之路。
第二，舆论集体抗议清华此举违背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本意，既让“男女曾无轩轾”[13]15的文明美国贻笑大方，也恐“他时外人干涉， 再俯首听命则玷辱国体” [13]15。
与贯彻世界先进理念“男女平等教育”真义相比，时人亦焦虑于清华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特殊位置，从而对于校方此举则更有微妙考虑。清华之所立，本身即是中国政治的一个耻辱，而用庚款来派送女生，甚至还是美国外交官员之建议。这一政策的施行，既是尊重美方在中国教育上的意见，同时还有需要通过满足美方提议以换取他们对中国教育的信任，从而维持接下来的庚款退还之故。因此，时人对清华的期待，认定清华应与美国人（至少表面上）所提倡的“男女平等教育”政策亦步亦趋，才不算违背庚子赔款本意。所以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才指出，“清华学校经费为美国退回庚子赔款用以培养人才，非专为男子而设也。” [13]16 女子教育委员会则不断强调“退还赔款以办教育，并无男女之限制”[2]63。而上海女权同盟会甚至提出，必要的时候还会求助于美国外交部。虽然想法有些天真，但显然也有其深层担忧。
如果我们将视线放回到1922年前后的中国与世界格局中，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中国学界诸多知识分子对这一事件反应如此激烈。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却正在爆发之中。因为战争，世界妇女运动的第一次浪潮正达到最高点，整个西方世界都弥漫着解放女性与追求男女平等的话语气氛。因此，与美国国内飞涨的物价同步进行的，还有高涨的妇女权利。妇女运动第一次浪潮中一个核心焦点即是，“女性应不应该有受教育的权利，应该受什么样的教育。” [43] 世界女性获得受教育权的典型表征即是，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学校与男性享受平等教育。这一运动投影在中国，即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舆论界提出女子教育宗旨要从“贤母良妻”主义改变为“男女平等”教育，并在1922-1924年左右达成论争高峰 [44] 。换言之，这一阶段正是中国社会女权运动的激烈时期，也是中国兴女学到了如火如荼的时刻。也因此，清华此时选择停送女生留美，显然确实是“逆时代潮流”，无怪乎舆论会群起而攻之了！
第三，舆论对清华抗议的第三点，则是清华校方一直坚持停送专科女生的最关键原因，即经费困难。
正是这一理由引发了外界最大的不满。舆论认为，清华经费理论上不应短缺，即使有困难，也不至于要压缩本来就占据过少经费的女子的受教育机会。此时的学生精神导师胡适指出清华“别处尽可以省钱，女子教育终是要顾全到的。”[10]28 这一句话成为清华学生内部抗议学校的至理名言。至于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和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等女权机构，则直接忽略了清华“经费异常竭蹶” [3]64一词，她们认为这只是清华轻视女子教育的一个借口而已。中华教育改进社女子教育委员会为查明清华经费短缺的事实真相，专门对清华往年派送学生以及男女生经费所占配比进行了一个调查，具体可见下表。
注：原表题为佚名：《关于清华派送学生之统计资料数则》，载于《新教育》1923年第6卷第1期，第67-68页。
从表中可以清晰看出，清华留美专科女生所占清华总体经费数目，“渺乎其微”[2]63。所以女子教育委员会愤怒质问清华，“以全国男女共同负担而所办教育轻重厚薄悬殊若此，其何以自解于国人？”[2]63 至于熟悉学校内情的清华学生则更是认为“学校经济无论是困难到什么地步，即是（使）到了只有铜子二枚的时候，也该用一枚办男子教育，用一枚办女子教育”[7]3，然而校方在以“经费异常竭蹶”为理由决定停送女生时，却又同时宣告当年计划“招考专科男生五名”，同时还“招考中等科新生五十名，且破例在东三省添额。”[7]3-4面对外界质疑，校方却声称“经费困难” [7]4，学校要如何自圆其说呢？所以这就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就连清华学生都清楚“经费困难”不应成为学校停送专科女生的借口，那么，清华校方为何要执意如此？当时清华的经费状况到底如何？
四、究因：清华“经费困难”的另有“隐情”
如果我们越过此时内外舆论与清华当局在议决案上的不同意见，就会发现，单从“男女平等教育”的理论大义上来看，清华至少在表面上的宣称是与外界保持一致的。再回过头来看清华学校对外界的公开信《清华学校来函》，就可发现此时清华校方或者说校长曹云祥，自始至终都在反复强调理论上男女应该享有平等教育机会。然而，再仔细体味校方在呈送给外交部的文案末对“停招女生状况”的说明时，可以发现几个关键点：第一，此时清华确实在经费上存在困难；第二，1923年因为有八名“本不应遣派赴美”的高等科插班生须一同赴美，所以导致经费预算与实际支出有缺口；第三，清华大小事务均须通过董事会议决，校方（特别是校长）只是执行。事情开始变得耐人寻味。
（一）清华经费是否“异常竭蹶” [3]64
实际上，一直以来清华在当时的北京乃至中国高等教育机构里，经费都属充盈。比如，以各校学生教育成本为例，和当时经费为中国各大学之冠的北京大学相比，1918年清华学生每人可分摊经费1722元，北大每人338元；1925年，清华学生教育成本增为2千元，而北大才不过5百元。清华始终是北大的4至5倍。[9]101 既然清华经费并没有校方宣称的那么困难，那么，校方为何还要停派女生？
清华此举可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在美留学生的生活经费增加，学校的财政压力随之骤増。而按照中国第一位“MBA学位获得者” [45]69、哈佛大学理财学硕士[46] 的曹云祥于1922年4月任职后对清华经费所算的动态账，恰好此时，清华在学和留美学生数额都达到历史高峰，因此，1921-1926年这几年为清华经费的短绌时期。[45]71 此言大约不假，如为节省经费，1922年12月清华董事会只好裁撤了副校长一职 [47]。同月，曹云祥向校内外解释经费困难，“目下每年入款百六十万，其四分之三，皆用在美国。今有留学生四百五十名，已苦入不敷出，五年内将增至五百五十，更形困难。” [48]14 1923年3月1日，曹在与北京清华同学会的演说时更是强调，“暂停招女生留美”为清华实施“节俭经费之七种计划”之一。[49] 可以看出，1922、1923年可能确实是清华经费难以为继的一个时期。
然而，清华此举可能还有一个在学校定位与战略规划上更重要的原因，即这是校方将“筹办大学”的总体目标置于发展清华女子教育的局部举措上的一个突出表现。因为曹云祥任职清华后，将接下来的办学目标定为“建设中国式大学时期”[45]70，以此保证清华“自办大学和留学事业永远持续下去”[45]71 。也因此，曹专门制订了《清华十八年发展计划》，希望清华此后能逐步脱胎换骨，由预备留美学校转成为一所完全独立的大学[9]75。如此，清华在筹设大学阶段，势必需要日渐扩大学校规模，添聘教员、增添设备、增建教职员住宅，支出随之增多[9]96 ，故校中经济日渐困难。而不再充盈的经费应如何分配？此时已成为清华校务管理中坚力量的一批留美归国同学在回应清华在校学生对“男女同学”呼吁时的观点，亦可代表清华校方的观点：“校中经济不充，不能实行男女同学”[50]46，因为“备办女宿舍女体育馆等，足以延误改办大学之进行”[50]46，而“改办大学，较男女同学为重，何不将备办男女同学之款，先办大学？” [50]46 可以看出，清华此时经费确实困难，但是否就困难到要完全牺牲专科女生的留美名额，却也未必如此，只不过，发展校务有轻有重，轻重之间，端赖校方决策。
（二）权力博弈与“牺牲”女生
这一时期，与经费之争相伴而行的，还有清华掌校的权力之争。从清华校务管理的权力结构来看，作为校长的曹云祥基本上处于决策权力体系的末端，所以他才会在呈送外交部的文案中特别指出停送专科女生是由清华董事会会议决定的，校方只能实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清华校务大权“由美国公使馆和中国外交部官员组成的清华董事会操纵” [45]70，而“最高的管理清华教育的人，是外交总次长。总长常换，而且太忙，所以实权是在次长手中。” [1]665 按照清华章程，所有大小事务以及经费预算，均需送往董事会开会讨论议决，再由董事会形成议决案再呈送给外交部审议，可见董事会与外交部权限之大。
根据《清华周刊》的记载，早在1922年4月份，清华学校招考处就发出通告，特别指出要暂停当年的专科男生考选,理由为“今夏派赴美国人数过多，经费不足资送外生” [51]。与招收专科女生政策相比较，到1916年6月，清华学校才首次招取10 名专科男生， 9 月赴美留学。从当年起， 清华学校每年选派5～10 名专科男生赴美留学[17]15。然而，当年清华停招了专科男生，且并未引起舆论争议。再到1922年11月27日董事会将派送学生的议决案呈送给外交部之前，根据《清华周刊》新闻栏目记者徐敦璋、傅正、黄自记录所推断，作为代校长的曹云祥曾于11月25日下午二时对《清华周刊》记者明确表示今后“高等科插班生及专科生（男），一概停招。” [48]13-14 并特别指出是停招专科男生，而不是专科女生，可见在曹云祥参加董事会最终议决会之前，并无坚决停招女生之想法。然而，二日后，经董事会的讨论，最终决定的派送结果发生了大逆转，十名女生名额被全部停掉，而五名男生名额得以保留，同时并未减少高等科插班生名额，甚至还计划扩招五十名中等生。足见即使曹云祥内心不断摇摆，校务的最终决定权却并不在他之手。
1923年3月外交部迫于舆论压力，首先命令清华当年继续招考“专科男女生各三名” [15]23以及维持高等科插班生派送名额，曹云祥却因此而头疼不已，只好继续请示外交部，因为此议“较原定轮招五名之原议每年须多送一名，而高等科插班生更属越出预算范围，万难办到，特请示外部此种额外开支如何着落，并由校长及董事长亲向次长接洽。” [15]23 最终经再次讨论后，外交部又发训令，将派送高等科插班生限定为三名。然而，此事却导致清华学生颇有微词，指出这一决议“恐别有原因。”[15]23而联系到此前曹校长对于董事会全盘通过了八名“照章本不应于明年遣派赴美” [6]65的高等科插班生的决策之无奈解释，答案昭然若释。
学生愤愤不平的是，插班生是享有特权的学生，却也是清华校方为维持校务计所无法拒绝的学生。正如他们所披露的，其时“教育总长彭允彝曾保送一插班生，由外（交）部学务处转交校长设法，当时已经拒绝。此外更有外（交）部某部员之弟及前在清华肄业因久不到校除名之某议员公子，皆在极力运动入校。” [15]23 时至今日我们无法得知后来外交部训令清华要派送的高等科插班生具体名单，但至少可以判断，正是因为插班生的数额居多，才导致在经费困难的前提下，专科女生的留美名额被牺牲。而这一点，也被当时学生质疑所谓“机会均等”[15]23时不幸言中。可以看出，正是因为必须要将原本预算内的经费开支转借一部分到插班生身上，才导致清华校方在招收当年留美女生数额上的犹豫不决。而正是这样的权力压制进而导致了女生学额的被挤压，也使得即使到最后，清华也只有以“经费短缺”为由，牺牲了既定学额内一半女生的求学之路。
1923年夏天，当王志宜、朱其廉、胡永馥、胡汉纳、顾静徽这五名女生乘船赴美时，可能她们内心异常激动，因为这是一次非常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而清华学校经此一闹，也在1928年成立清华大学并实行男女同学前，无论学校遭遇何种困难，也继续隔年派送五名专科女生留美。
也许正是在这样的舆论喧哗与议决论争中，中国近代女子高等教育在曲折中前进。而尽管有着诸多反复，这一批留美女生的卓越成绩与社会反响，却正昭示着清华学校“派送专科女生留美”政策的成功。这种成功，不仅在于其用十来年时间严格选拔出众多优秀女性并为中国社会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在于正是这一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曲折波澜，让社会各界深刻认识到了女子高等教育的重要之处与女子解放应有的平等之义，从而更有助于促进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