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帆
慈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的文明行为，现代慈善事业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中国具有悠久的慈善历史，在几千年的文明演进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慈善文化。“讲信修睦，守望相助，出入相支，疾病相持”的慈善思想从战国时期就早已有之。
大学作为培育文明，教书育人的平台，是传播与践行慈善文化的重要基地。清华的慈善事业究竟是从何时起步，虽然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但仔细追溯清华历史就会发现，清华人早在建校初期就逐步形成公益慈善传统，并与清华精神的培育与完善相辅相成。有明确资料证明，在1937年之前的早期清华历史上曾进行过多次公益募捐活动，研讨这些清华慈善实践的史实，感悟蕴含其中的思想精华，对于清华大学的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早期清华所处的社会环境极其复杂，可以说，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矛盾重重，外忧内患频频的艰难时代中“搞教育，做学问”，蹒跚前行，步步惊心。在不断发生的天灾人祸面前，清华人一方面以坚持大学教育的发展为己任，一方面也以各种形式为“赈灾扶贫，抗敌劳军”竭尽“匹夫报国”的尽心之力。这些慈善行动为百年清华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清华的两次大规模赈灾募捐
（一）1928年组织旱灾捐助
1929年旱灾中甘肃导河县因食野菜而浮肿的灾民（网络照片）
根据史料记载，从1928年开始，中国北方发生过一场持续三年的罕见大灾荒。这场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等八省，并波及山东、苏北、皖北、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的一部或大部，形成了一个面积广袤的灾区。这场灾荒史称“民国十八年年馑”，并被历史学家列为“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之一。
在灾情被媒体持续曝光之后，清华师生也被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所震惊，并迅速采取募捐赈灾行动。1928年12月20日，刚刚正式成立不久的国立清华大学设立“筹备赈灾委员会”，委员会由清华秘书长冯芝生、教务长杨金甫、外文系主任王立山教授、庶务科主任张仲鲁、体育馆主任马约翰、学生评议部主席高琦、干事部主席张企泰、以及学生代表李健吾、苏宗固、容启东、朱丽琛（女）共11人组成，冯芝生任主席。时任校长罗家伦（1897—1969）参加了赈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对有关赈灾事宜进行决议，希望教职员捐出每月薪金的十分之一。罗家伦校长和王立山主任当场允诺捐出月薪金的十分之二，以为表率。[1]
1928年12月26日在《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登载的募捐启事
赈灾委员会于12月26日在《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一次登载了募捐启事[2]，其中写道：“吾国不幸，灾诊迭臻，全国皆然，北方尤甚。……初餐木叶，继食草根，流离状况，不但为民六所未经，抑且为百年所未有……征人道，既极可悲；揆之明时，宁不为耻？况哀鸿遍野，鹿梃为虞，孰非同胞，忍弗援手。伏乞仁人君子，悯此奇灾，慷慨解囊，尽力资助！倘视薪俸之额，略以什一为率，尤所拱祝。掬此告哀。待至集腋既多，成裘有望，便交华洋义赈会迅速散放，扇扬仁风，俾宏大惠。”情真意切，跃然纸上！
在发出赈灾募捐启事之后，赈灾委员会又于12月28日、31日连续在校刊上登载有关灾情的报道和募捐办法，同时在12月29日晚间在大礼堂组织了一场“赈灾游艺大会”，清华铜管乐队参演，并请来一些当时著名的昆曲名家、魔术师、演奏家献艺。所得门票价款悉数转为赈灾款。这种募捐形式也可以看作是发展至今的各类“赈灾义演”的雏形。
在90年前的这次巨大灾情中，中国华洋义赈会、中国红十字会、世界红卍字会、中国济生会等社会救助团体在赈灾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社会救助团体主要通过募集与发放赈款、衣物，开办粥厂，开设灾民收容所，发放贷款、种子等措施开展救济工作。当年清华的赈灾善款主要是通过华洋义赈会转赈。经过三个月的募捐，清华全校师生员工募集的善款超过贰千元。
1929年4月1日，校刊登载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来函，告知收到清华全校师生员工募集的2225.58元善款，并已“归入急赈专款项下购粮汇放”[3]。在大规模募捐之后，在校刊上仍可以发现有师生陆续捐款的报道，如外国语文系教授翟孟生（美籍）一次捐款30大洋，旧大一学生捐款22元等[4]。
（二）1931年组织水灾捐助
在中国近代史上，1931年发生过一次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水灾。据史料称，这一年中国气候反常，大面积降雨。从5月下旬开始，长江、黄河、淮河、松花江、辽河、鸭绿江流域都持续降雨，时间竟长达三个月之久。水灾区域南到珠江流域，北至长城关外，东起江苏北部，西至四川盆地，范围之广前所未有，造成的灾民数量起码达到1亿人，死亡人数约400万，经济损失不计其数。饥饿、寒冷、传染病的肆意侵袭，更多的人死于洪灾之后的饥荒与疾病，可谓“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由此，这次灾害被列为世界十大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
1932年编制的《扬子江淮河流域水灾地图》（网络照片）
面对这场让处于多事之秋的中华民族几近于“九死之绝境”的天灾，清华人再次表现出“仁者之心”，慷慨解囊。清华全体在册教职员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统一部署，从九月、十月、十一月这三个月的薪金中按比例扣除水灾赈捐款。其中九月为2981元[5]，十月为3021元[6]，十一月为2886.75元[7]，三个月合计捐款为8888.75元。
二、清华的两次抗日募捐活动
20世纪中国遭受的最大灾难，是来自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而这种战争威胁早在1920年代就已经凸显，身处京津地区的清华师生对这种威胁早有切肤之痛，抗敌救亡热情高涨，对中国军队所有抗击日寇的正义行动均采取坚决支持的态度。
据校史记载，清华最早的抗日募捐活动是在1929年12月6日举行，由清华学生会组织募捐慰问东北抗敌将士。至1930年1月9日，全校共募集捐款922.05元[8]。在此之后，清华人还进行过两次大型抗日募捐，但校史上未见详细记载，在此加以追述，以免被后人遗忘。
（一）1931年组织为东北抗战捐款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悍然进攻中国军队，在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妥协下，最终导致东三省沦陷，中国人民从此开始进入十四年异常艰苦的战争状态。就在这一年11月4日，时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的马占山（1885—1950），毅然率领东北地方武装发起抗击日寇进占黑龙江的战斗，打响中国军队有组织、有领导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第一枪，史称“江桥抗战”，由于这一战斗也被认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肇始，马占山遂成蜚声中外的抗日名将。
马占山率部抗日（网络照片）
对于马占山发起的黑龙江抗日，当时全国各地群众自动组织慰问团、后援会，捐钱捐物，全力支持，众多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加入抗日义勇军。清华人为支持此次抗敌英勇行动也表现出高涨热情，首先由“清华教职员工会对日委员会”于11月16日作出决议，其中之一是“以清华教职员工会名义致电马占山将军，慰劳拒敌守土之功，并汇款壹千元犒劳战士”[9]。紧接着，由学生自治会迅速组织全校募捐活动。而当时正是梅贻琦（1889—1962）刚刚担任清华校长之时，他带头捐款20元，为全校最多者。
1931年12月25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公布“慰问黑省前方将士捐款清册”[10]，其中详细列出了所有捐款师生员工的姓名和捐款额。在这份清册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个为后人熟悉的教授名字：杨武之、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陶葆楷、刘文典，不一而足。除此之外，华罗庚的名字也名列其中，而此时他刚在是年8月被破格录用为清华算学系的助理[11]，这也足以反映出这位数学天才的爱国热情。
《慰问黑省前方将士捐款清册》（部分）
这次募捐活动共募得925元[12]，全数汇往前方，同时“致电海伦马将军请其派员前往领取，代为发给为国效命之忠勇将士，藉资慰劳之意”。1932年1月4日，《校刊》登载马占山将军给清华大学的复电，称：“承惠巨款，益励初衷。谨率部曲遥致谢忱”[13]。这也成就了一段“清华师生支援马占山抗战”的历史佳话。
有资料证明，在此之后，清华师生对东北抗日将士的捐款活动并未停止，而是继续以不同方式进行，其中尤以清华教职员工会对日委员会的态度和行动最为积极。
（二）1932年组织为淞沪抗战捐款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东北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仅仅四个月，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又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发动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意在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屈服。在这次战争中，日本侵略者除了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外，最恶毒的“反文明、反人类”的罪行莫过于炸毁上海的多个教育机构，并投掷炸弹将久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彻底焚毁，妄图切断中华文化之根。
被日寇炸毁的商务印书馆（网络照片）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清华人再次将义愤填膺转化为行动。学生自治会组织的“慰问沪军捐款”募得630.56元。在捐款名册中，我特别注意到一个名字，他就是在1937年“8.13淞沪抗战”中与日机血战，驾驶受伤飞机撞向日本军舰的“沈崇海”（1911―1937）[14]。时年21岁的四年级学生沈崇海这次捐出三元，与学生一般捐款一元左右相比，他明显为多。或许他此时就想用这样的义举表达对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愤慨。虽然这种猜想已然无法验证，但确定无疑的是，五年后他将这种爱国精神变为直接与日寇进行拼死搏斗、血洒长空的壮举！
清华英烈之沈崇海（网络照片）
清华教职员这次的募捐行动则规模更大，态度更加坚决，组织更有特色。1932年3月1日，清华教职员工会发出启事，称：
查此次日兵入寇淞沪，我前敌将士振奋抵拒，屡歼丑虏，致令顽敌胆寒，举世震惊；保我疆土，扬我武威，丰功伟烈，薄海同钦。惟我忠勇之将士，以血肉之躯，抗彼无情炮火，伤亡之惨何堪想像！我辈安居后方，分痛有心，驰救无术，苟能稍捐俸给，充彼救护，亦正情之所安，而理之所当者也。
？？ 为此，工会首先作出决议：“由本大学教职员工会每月捐薪五千元，暂以三个月为限，专作救护淞沪伤兵医药费。[15]”但因为这项决议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并涉及上至校长、下至一般职员的所有人切身利益，为体现民主性，遂决定于3月2日在生物学馆大讲堂召开全体会员大会，集体讨论。？？
1931年3月1日《清华教职员工会启事》
？？ ？？从事后公布的会议纪要来看，当天的大会进展顺利，颇有成效。首先，出席会议的五十多位会员一致同意工会做出的集体捐助“淞沪伤兵医药费”的决定，表现出清华人在民族大义问题上“识大体、顾大局”的高尚精神。其次，在如何确定每人捐款数目问题上，也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科学态度。因为每个人的薪俸不一样，采取“一刀切”的方法显然不尽合理，因此如何确定捐款数额分配就成为了一个必须解决的技术问题。会议讨论了叶企孙、陈岱孙、萧叔玉三先生预先筹划的“捐款分配办法”。
这个办法的实质是，采用“累进数率”确定每人捐款数额。具体方法为，以100元为级差基本单位，第一级比率为5%；第二级为15%；第三级为25%；第四级35%；第五级及以上45%。这个方法体现了“捐款数与薪俸成正比，薪金高者多捐”的原则，既公平合理，又体现出学校资深教职员的高风亮节。因此一经推出，即获得全体会员支持。
按照这个原则，工会执行了两个月，实际募得10441.23元，并委托协和医院中国籍教职员组织的战场救护队作为救护淞沪伤兵之用[16]。以后由于“淞沪抗战”形势发生变化，捐款没有按照原计划继续进行。但即使如此，这也是现在能查到的早期清华师生数额最大一笔公益性慈善捐款。
三、一次为病故校工进行的慈善义捐
每一位曾在清华园学习、工作过的清华人，都会对工作在学校各种辅助服务岗位上的校工们留有印象。从清华建校开始，一代代的校工就伴随着清华园的每一天默默地辛勤工作。这些校工与清华师生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须臾不可分开，称他们是百年清华发展史上的“无名英雄”也毫不为过！
在1933年7月17日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上，我发现了一则由清华校工发布的特殊启事[17]，这不由得引起了我极大兴趣。仔细看过，竟然从中发现了一件值得记载的慈善义捐轶事。《启事》是这样写的：？？？？
敬启者：管理教职员浴室校工王德厚不幸于六月十六日病故，上有父母下有妻子，身后萧条。幸蒙诸位教职员先生怜悯为怀，慷慨资助，受惠实多，存没俱感。谨登校刊代为鸣谢！
代募校工金玉等仝启 六月二十八日
1933年6月28日清华校工发布的启事
？？
？？
？？原来，是有一位名叫王德厚的校工病故，遗下父母妻儿。然而因他司职清华教职员浴室管理，故而上至梅贻琦校长，再到诸位教授，及至每一位学校职员，都会与他有“点头之交”。大家对他的突然故去，一定会产生诸多感怀，对其家人心生怜悯之心。于是，纷纷解囊相助。从校工病故，到《启事》发布之日，不过十二天时间，共有132人捐款，总共募集善款169.4元。今天的人们也许会觉得这只是一个小数字，但按照1930年代初北平的购买力水平，这些钱足够一个四口之家一年的基本生活开销。？？
在众多捐助者中，捐助最多的，是梅月涵（贻琦）、黄子卿、王文山等三人，他们各自捐助了5元。在捐助者名单上，还可以看到一众如雷贯耳如的名字，诸如：张子高、闻一多、吴宓、俞平伯、周培源、马约翰、朱自清、陈寅恪，等等。看到这里，我真为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校工王德厚感到骄傲，因为他得到这么多中国近代教育名人的集体认可，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真可谓“身后尽享哀荣”。同时，这也绝对是一件值得后人铭记的慈善义事，并可以当作观察早期清华人际关系的一个经典案例。？？
四、结语
早期清华人在国难当头、世道不济的艰难环境中，不抱怨、不等待、不放弃，竭尽所能“赈灾扶贫，抗日劳军”，在中国慈善史上留下珍贵的一页，充分体现了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大义仁心！我能与清华前辈在历史的烟云中不期而遇，能将他们的事迹挖掘出来，提供给后人分享，感到非常幸运。我想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清华人，在这种慈善义举面前都会有所感悟，甚至会为之动容！
早期清华进行的公益募捐，是以“扶贫济倾”为特征的自发型“单向”慈善活动，虽然募集资金不多，活动范围有限，但其对形成清华精神的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不可忽视。这些史实既说明，自1911年建校开始，清华的发展从来就没有与社会绝缘，而是与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又证明，“自强不息”的清华人从来不以在“象牙塔”中苟且为追求，而是志在投身社会变革当中体现“厚德载物”的无限价值。
与旧中国“国力孱弱，民不聊生”的惨状相比，今日中国，今日清华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以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为骨干的各类慈善机构在学校发展中举足轻重，历年来接受各级校友和社会各界捐赠资金数以十亿计，并与日俱增；同时以捐款用于各类软硬件项目建设和发放的各类奖学金增长迅速，且影响巨大。除此之外，每当国内外发生重大灾情，清华师生和全球校友踊跃捐款捐物更是成为首选的自觉行动。这种“双向”互动式的清华慈善事业正在朝着“系统化、规模化、常态化”方向发展，成为学校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慈善体系”，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清华自然不会例外。清华建校以来所有的慈善义举都应该镌刻在清华历史的丰碑上，“慈善教育”应该成为清华教育内容系统的一部分，“慈善意识”应该成为清华精神的基本构成，“慈善行为”应该成为清华人一生的自觉践行。
2021年，清华建校110周年了，这是个应该纪念的伟大日子！之所以值得纪念，是因为这漫长的过程造就了太多值得后人铭记的人物，留下了太多值得后人深思的事情。早期清华的公益慈善义举就是历史风云中的一粒粒珍珠，拂去掩盖其上的烟尘，它所蕴含的光芒将永照后人。这正是：
百年清华似宝藏，厚德隐忍铸辉煌；
慈善文明惠众生，自强精神永弘扬！
（2020/8/7 修改于上海）
注释：
[1]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25期第一版，1928年12月24日
[2]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26期第一版，1928年12月26日
[3]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53期第一版，1929年4月1日
[4]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54期第一版，1928年4月3日
[5]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43期第二版，1931年12月9日
[6]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43期第二版，1931年12月9日
[7]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54期第一版，1932年1月6日
[8] 《清华大学一百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第62页
[9]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26期第一版，1928年12月26日
[10]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50期第一版，1931年12月25日
[11] 《清华大学一百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第69页
[12]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51期第二版，1931年12月28日
[13]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53期第二版，1932年1月4日
[14]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82期第一版，1932年3月16日
[15]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76期第一版，1932年3月2日
[16]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96期第一版，1932年4月22日
[17]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512期第四版，1933年7月17日